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4/17页）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26]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27]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南京象山东晋墓7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28]1954年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29]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弗墓。[30]

图5 孝民屯十六国鲜卑墓中的马具实物复原图，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图版八）

至于马镫最早见诸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是359年东晋豫州刺史谢尚事：“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31]然《太平御览》引此条作“橙”[32]，则谢万当时所求未必是马镫，而可能是上马时脚踩的木凳（这也是东晋名士舒缓风度的体现）。文献中关于马镫的最早确切记载应是《太平御览》引《南燕录》，在399年的慕容德南燕朝，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33]，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而跳上马背，这更反映出早期马镫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性质。

能否在更小的范围内确定马镫的起源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了马镫。[34]但通过上文可见，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双马镫陶俑，它们在时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限于目前的材料，尚难以做更深入的讨论。德国考古学家冯·勒科克曾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35]这代表了思考马镫起源问题时的两个切入点，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的。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中国马镫发明的脉络：汉代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汉朝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道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 S.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36]其长度约为今天4米左右。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37]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他举了《后汉书·董卓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吕布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38]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