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的祸与福（第3/5页）

然而，这幅祥和景象很快就在19世纪40年代遭受残酷考验。那时欧洲普遍的农业歉收导致面包价格飞涨，同时破坏性的工业危机爆发。这便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口中的革命“关键时刻”，激励他与挚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共同于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规模失业、失控的利率和大量企业和银行的倒闭破产，导致骚乱此起彼伏。巴黎街头出现的公开暴动迫使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落荒而逃。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迅速通过电报传遍欧洲，鼓舞了1848年和1849年席卷德意志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在革命狂飙的年份里，欧洲中部的各大君主专制国现在皆摇摇欲坠。

俾斯麦大展宏图的时刻到了，因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算得上是一个运筹帷幄的豪杰。他的散文可媲美德国文豪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和托马斯·曼；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讲尽管嗓音高亢，却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后世解密的外交电文反映出他具有对危局进行全面把握、对行动进行准确指导的能力。他既有抱负又时而迷茫，既精力充沛又时而沮丧。他尽可能降低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却发现担任文职高官生活的卑微与无趣。罢官回到家族破败的宅邸后，他曾推心置腹地对表弟说：“我要以自己的方式作曲，否则我宁愿罢演。”他继续说道，他的抱负让他“更愿意发号施令而非服从命令”。他提到爱国主义是如何造就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但是造就他的却是别的东西：“抱负、命令欲、渴望被尊重与敬佩。”

俾斯麦深知，要想从政之路轻松些，他必须成为恺撒或克伦威尔那样的强权人物。1847年，他顶替一名已故议员奔赴普鲁士联合邦议会开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为修建贯通柏林至东部各省的铁路贷款计划投票——这条铁路更多地着眼于战略考量，而不单纯出于商业利益。多数议员赞成修筑该条铁路，并支持贷款计划，但前提是政府需要兑现长期悬而未决的颁布民主宪法的许诺。在这场议会之争里，俾斯麦崭露头角，证明自己是旧政体的虔诚拥趸。“我是一名容克贵族”，这位拥有土地的地主曾多次如是说，并且想要保住上帝赋予的这一贵族等级。法国大革命使他的容克贵族等级光环不再，所以他坚决抵制革命。一年后柏林街头涌现人民起义，士兵向人民举起屠刀，当对此动了恻隐之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下令撤军时，俾斯麦便试图说服军队将领们发动政变推翻国王。然而，无人支持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因此，这段经历促使他之后成为保守党和报纸的共同创办人，这些都表明他已经深谙大众政治的规则。此外，他还获得狡诈的骂名：“他从来只在武力用尽时登场”，国王威廉四世如此评价这个不守规矩的臣子。

1848年对俾斯麦来说是个分界点，这一年他了解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结束之时，属于他的时代也即将来临。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推进德意志民族统一进程犹豫不决，在经历短暂的革命月后，终于决心要联合诸邦成立北德意志邦联。然而，此刻俄奥军队已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柏林政府认为应保持克制，不致事态扩大。议会却已炸开锅：自由派急欲扩大战争，而保守派却主张议和，维持与奥地利的关系。

俾斯麦的竭尽所能挽救了他的君王政府，他对“民族主义幌子”嗤之以鼻，坚持普鲁士这样的大国，除非攸关自身利益，否则不可贸然为其他问题开战。他的一番言论深得人心，没过多久，他便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最高代表，而该议会仍在奥地利的领导之下。正是在这里的任职经历使这位普鲁士的顽固派转变为拥护“现实政治”（Realpolitik ）的人士——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俾斯麦深晓两大重要现实：奥地利已处于风烛残年，现在该轮到普鲁士积极引领现世这波汹涌的民族主义狂热了，否则这股狂热将被1848年革命的发动者——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所利用，他们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却并未消失。

农业大丰收、政府将金银储备注入国家银行、国库充盈、政治波动与外国干涉——俄国派军队进入匈牙利，英国海军则在波罗的海地区炫耀军事实力——这一切都让人们淡忘了之前革命的喧嚣。德意志旧封建统治者虽然躲过了革命的灾难，但也元气大伤。他们从革命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制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图拉拢资产阶级。不过，首要的补救措施就是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强势推进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进程，允许私人银行家参照法国不动产信贷银行的模式建立股份制联合银行，而这一改革成为德国公司持续腾飞的核心推动力。大量隐性资金进入市场；众多希望在德意志经济腾飞中大捞一笔的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现在突然发达。整个北美和澳大利亚淘金潮也刺激了消费需求。因此，北德意志的经济在19世纪60年代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8%—1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