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7/17页）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荜门寒族”也“百代无闻， 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进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