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探谜案（第13/22页）

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

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

“……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 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 2月 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 12月 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

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1. 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

2. 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

3. 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

4. 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

5. 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

6. 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

7. 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

8. 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

9. 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

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

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

1. 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

2. 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

3. 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4. 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

5. 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

1. 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

2. 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

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

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

1. 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

2. 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

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

4. 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 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

6. 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

7. 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

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