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如何度量文明（第4/11页）

斯宾塞的观点赢得了大量读者，自20世纪50年代起，很多人都认可了他的理论，并以此来构筑自己的思维，我将使用“社会进化论”这个术语，作为我本章将要讨论的所有理论流派的广泛的标签。我也将把“社会进化”（英国喜用的术语）和“文化进化”（美国喜用的术语）视为同义词。

到1870年时，斯宾塞已然成了用英语写作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19世纪晚期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他们需要了解西方的成功经验时，斯宾塞的著作也是他们的首选之一。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的前五版中并未使用“进化”一词的达尔文，在1872年修订第六版时，也不得不向斯宾塞借用了这个词。

还有几位19世纪末的理论家（经常和斯宾塞一起被称为“古典进化论者”）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版本的斯宾塞类型学。例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其《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论述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变化；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在他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术语；这本书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供这些理论家们利用的考古资料少之又少，因此他们非常倚重于假设。他们假设19世纪定居于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居民，其祖先就是在那里居住的，他们的理论阐释了这些已经处于三倍复合阶段（即文明的演变阶段）的民族，一定是自史前时代就在那里定居了。然而，甚至他们所依赖的极其有限的人种学信息都充满了问题。这些信息大多来自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他们所感兴趣的，通常都只是他们所接触的族群的一些非常特别的特征。结果，当20世纪初，第一代专业人类学家独立展开田野调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理论家们所假设的事实，很多完全是错误的。

进入20世纪最初10年时，一股强烈的反冲发生了，在整个20世纪，斯宾塞关于进化和分化应当是历史研究的中心的观点，仅是昙花一现。其批评者中最重要的当属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和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一位移居英国的波兰学者）。到20世纪20年代时，他们已说服了很多人类学家，使他们相信田野调查的内容包括大量独立的“文化”，每种文化都必须理解为一个独特的、无缝的凝聚系统。

功能主义——认为观点、体系和价值会在所有这些独立的文化中达到平衡的理论——变得越来越流行，经常会打动人类学家们，使他们认为这是比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跳跃式的推测好得多的建设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的基础。采用功能主义方法的代价之一，无疑是使得对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解释变得困难多了，但社会学家们通常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作为科学思维的一项组织原则的斯宾塞的进化论，很快崩溃了。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仍执着于用进化论来论事，但在自由民主国家（以及在法西斯国家，尽管相当困难），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将人类群体按照从简单到三倍复合或从野蛮到文明的序列排列，就相当于编造既虚假又无意义的故事。

20世纪30年代也许是博厄斯单一主义的高潮期，但钟摆已开始向回摆动了。考古学家V·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又一位移民的学者（这回是从澳大利亚移民到了英国），其学术生涯便极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地层挖掘（即在一个考古遗址将沉积物分层，排列出可相互对照以确定时期的序列）成为考古学的规范，积累得足够多的资料使得广泛的综合分析成为可能。

柴尔德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开端》（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简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该书专注于某一特定地区，而不是像斯宾塞那样以全球为单位进行思考；以迁移和传播而不是进化和分化来解释文化的变化。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柴尔德像自由民主国家的很多社会学家一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开始探讨一些非常不同的问题。在《人类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两本书中，他意识到考古学日益扩大的资料库已经理所当然、不容置疑地展现出，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农村和城市是独立发展的。到1951年时，他甚至打算写一本叫作“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