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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34岁就做到正部级官员的运动员(第3/6页)

看吴旭君没动静,毛泽东生气了:“小吴,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说自己没听清。毛泽东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听清楚了之后,吴旭君还是不放心,问毛泽东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毛泽东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就这样,一场大家都知道的“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就此拉开帷幕。

后来,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熊向晖对庄则栋说:“小庄,你这件事办到毛主席的心坎儿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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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庄则栋在这场改变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外交中,成为一个“符号人物”。

这样一个“符号”,放到“文革”的历史背景中,必然会产生不同寻常的故事。

其实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庄则栋因为属于“保皇派”(反对批斗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而被批斗,在那段三个多月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批庄则栋的教练和队友,都不堪受辱,选择了自杀,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

但是,那场“乒乓外交”,一下子改变了庄则栋的命运。1971年的“乒乓外交”后,入驻在乒乓球队的军管会领导被撤离,周恩来所调的三十八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1972年,庄则栋任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后,庄则栋成了国家青年队的领队兼总教练,同时兼任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庄则栋后来回忆:“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但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作为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不知不觉地跨入了政坛。

1973年,庄则栋被派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庄则栋后来回忆,当时这封信对他影响很大,让他认为,听毛主席“亲密爱人”的话总是没错的,“要跟对人”。

在试图拉拢王猛失败后,江青开始指挥庄则栋批斗王猛。在王猛被调离后,作为“奖励”,34岁的庄则栋成了国家体委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部级)。

就任体委主任后,江青、王洪文接见了庄则栋,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庄则栋提出了“不要专业,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开始大规模调整体委人事,大批地提拔“自己条线”上的人。根据庄则栋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选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可靠”,他也承认,大规模调整人事,得罪了很多人,“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但他也始终坚持一点:“我没打干部,更没整死人。”

庄则栋的儿子庄飙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在那个年代,父亲肯定也参与了“整人”,只是肯定没有“血淋淋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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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庄则栋的命运也急转直下。

首先,他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位,然后被关到北京卫戍区审查,一审就是四年。审查结束后,庄则栋被安排到山西乒乓球队等候审查结果(据说当时对处理庄则栋有两种意见,一是按“敌我矛盾”处理,判刑,另一个是“犯严重错误”,考虑到他曾为国争光,只是一时误入歧途,先进行冷处理,不判刑。持后一种意见的,恰恰是当年庄则栋竭力要打倒的王猛)。

人生大起大伏,庄则栋首先失去的是爱情。

在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庄则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钢琴演奏家,叫鲍蕙荞,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坠入爱河。

1967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结婚。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鲍蕙荞的工程师父亲首先被打为右派,随后庄则栋又因为不肯批斗荣高棠,每天挨批、挨斗、挨揍,鲍蕙荞被流放到干校,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随着庄则栋的“翻身”,鲍蕙荞也被江青从干校调到北京,为样板戏伴奏。一开始,鲍蕙荞非常感激江青,但后来发现周围人其实都对江青有意见,于是开始告诫她的丈夫:“她是整人的人,你要和她保持距离。”但庄则栋不以为意。

更让鲍蕙荞伤心的是,随着做了国家干部,庄则栋似乎慢慢变了。鲍蕙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