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第2/11页）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B.Fiske）1982年所著的《1982—19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④，据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统计“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米其林指南》最高三星级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一个人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伯洛伊特学院、鲍登学院、艾奥瓦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米其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饪级别相当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米其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级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塔斯基吉大学、坦普大学、塞顿霍尔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罗德岛大学，以及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几个州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内华达、南北达科他（这两个州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也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作出的哪怕是中肯的评价，都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有眼无珠、假充内行、维护东岸既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待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与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评定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兹伯格的信中还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人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