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学说（第2/2页）

第二种观点为导引说，即由线到点说，这种观点认为，人们首先是在灸疗、针刺或气功导引中发现了感应传导的经气循行路线，而后才在对经络线路的基础上确立了腧穴。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人类医学史上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早的医学帛书，书中已经有了关于经脉的记载。如《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就记述了11条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疗方法，但却未见关于穴位的文字记载，说明确实是先有经络循行，后有腧穴。据考证，这些著作的成书年代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或更早，而《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秦汉时期，书中已经是经络、穴位并述。由此可以推测，在经络学说形成的萌芽时期和雏形阶段，两种情况是平行发展的，并且在某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交叉和汇合，从而把经络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黄帝内经》的问世，是中医经络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在全书162篇中，专论或主论经络的篇章有20余篇。《难经》除对《内经》提出的十二经脉、十五别络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外，首次明确提出“奇经八脉”之说，阐发了井、荥、输、经、合及原穴理论，还指出了“八会穴”的部位、主治及五脏募穴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大大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东汉张仲景是将《内经》《难经》经络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的典范，他在《伤寒杂病论》中创造性地以经络理论为指导，创立六经辨证施治纲领。晋代皇甫谧编著的《针灸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绘制了“明堂三人图”）、宋金元时期忽泰必烈所著的《金兰循经》、滑伯仁的《十四经发挥》、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张景岳的《类经》、李梃的《医学入门》、沈子录的《经络全书》、高武的《针灸聚英》、徐凤的《针灸大全》、张明的《经络集说》、张三锡的《针灸考》、韦勤甫的《经络笺注》、翟良的《经络汇编》等，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廖润鸿的《针灸集成》、陈惠畴的《针灸图考》等著作的问世，都对传统的经络学说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