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4/12页）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

黄一平出生于海北农村，父亲是个腿有点跛的残疾人，曾经挑过货郎担子，没日没夜走村窜户，挣些零用钱供儿女读书。熟悉这种营生的人都知道，早些年挑货郎担子是个辛苦活儿，挣不了几个小钱，还经常遭到恶狗侵犯、顽童袭扰。黄一平永远不会忘记，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放学途中，远远看到几个邻村的儿童，抢夺了父亲的货物，父亲拐着腿在后边苦苦追赶无果，最终像一个孩子一样蹲在路边大哭。黄一平远远看着，却没有忍心上去安慰父亲。回到家，父亲则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有说有笑，把挣得的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上。那一天，黄一平忽然就成熟了。他还记得，那时每年都有救济下拨到村里，父亲作为残疾人应该是照顾的对象。可是，那些掌握着分配大权的大队、小队干部，总是百般刁难，而父母的眼光里充满了可怜与哀求。由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也因此，自从进入市府做了秘书，他并不忌讳利用各种关系与权力，为自己的小家庭谋利益，尤其是帮助父母谋幸福、争脸面。

有一阵子，黄一平求助于树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比如，爷爷、奶奶轮流住院，医药费用很大，他和于树奎一说，医院马上就减免了一半的医药费。父亲曾经和人合办了一个小砖瓦厂，希望工商、税务方面关照一下，又是于树奎出面，工商、税务的人几乎再也没有上过门；二叔家的农用汽车超载超速又私自改装，经常违章，一年累积罚款就是几千块，于树奎一张条子，管了那辆车子好几年；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学校毕业了要安排工作，还是于树奎帮助进了城里工厂。总之，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同于树奎的关系，就连他们家的拖拉机、摩托车都能领到666、999之类牌照。最有趣的乡下区划调整后，他家房子门牌按照顺序末位数是4，某次镇委书记路过看到了，当即将村支书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硬是跳过好几家，换成末位是8的吉利号。据说，镇委书记事后告诫村干部：“黄家儿子在市政府工作，上边又有县委于书记罩着，你们要特别关照、特别客气，否则我同你们不客气！”

当然啦，黄一平在市府做得久了，慢慢知道权力与关系节制使用的重要，家里的繁杂小事很少再麻烦于树奎这样的领导。加之，因为脾气秉性更为投缘，县长乔维民渐渐与黄一平走近，很多事便直接托付于他。此间，随着于树奎与乔维民矛盾不断升级，黄一平夹在中间难免有点倾向，于树奎对他也就有了些看法。尤其是黄一平重回市府后，帮助乔维民牵线搭桥，使之在廖志国处渐渐得势，而“三剑客”与廖志国的裂痕又不断扩大，于树奎与黄一平就更加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