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3/13页）

对于洪大光、丁松话里话外的意思，廖志国都听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廖志国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洪大光与丁松斗法的主阵地，就是关于城市中心南移还是北迁，或者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储开富的那个滨江新城上。当年，洪大光身为市长，为了在任内快些做出成绩，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好不容易才拉来了储开富这么个财神爷。其时，不论出于真心也好，还是连哄带骗也罢，总算让储开富在阳城成立了公司，投入了巨资，于原本不毛之地的江滩上建起了楼房，不仅拉动了地方GDP和财政税收，而且也给洪大光本人提供了政治资本。后来，等到丁松主政市府，洪大光就任市委书记，两人因为众多复杂因素矛盾激化，储开富的中阳地产成了牺牲品、替罪羊，实际上等于给了洪大光一个大大的难堪。及至年前省里换届，洪大光本来一只脚已经踏上副省长宝座，可临近投票选举前夕，还是因为这个滨江新城的问题，一帮建筑工人借口工资被拖欠，闹到省委门口静坐示威，更是一举击碎了洪大光的升迁梦。眼下，只要储开富的这个滨江新城一日不摆脱困境，洪大光在阳城就一日不得安宁，未来进军省城也就隐患犹存。

可是，从丁松的语气、神态上不难看出，两个恶斗多年的宿敌，经过将近一年的休整与沉寂，看样子又要硝烟再起、兵戎再现。尤其是丁松，绝对会紧紧抓住“鲲鹏馆”选址，置洪大光于绝境而后快。

若是放在从前，遇到此类情况，廖志国一定不会过问洪、丁二人的矛盾，更加不会轻易插手介入其中。按照官场规则，像他这样的市长角色，又是从外地过来的新人，巴不得周围一帮老人斗得不可开交，自己从旁做个看客既刺激了耳目，又可见机行事充当那个从中获利的渔人。

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来，自己来到阳城一年多，已经基本度过适应、熟悉期，无论机关干部还是普通民众，大多已能接受自己这个“外来和尚”。尤其是三个月前，洪大光书记不慎摔伤休息，自己借此良机暂管阳城全局，很快便软硬兼施，显示出足够强势，相对稳固了地位。二来呢，包括市委书记洪大光在内的阳城政要，鉴于各自复杂的背景与心态，或许是出于那则民谣所说的一捧二拽吧，对自己这个新任市长还算礼让，形成了目前所谓阳城历史上最和谐、最平静的政局。可是，廖志国也清楚，这样和平友好的场景，只是暂时现象，绝对不可能持续太久。一旦蜜月期过去，谁又能保证他这个市长不会成为矛盾焦点呢？因此，就他内心而言，多么希望在这短暂而宝贵的和平时段里，赶紧请走洪大光这尊神，好给自己腾出位置。否则，时间久了必定夜长梦多。

如是，对于“鲲鹏馆”的选址，廖志国在左右为难之中，必须慎之又慎，既要就选址论选址，又要跳出选址论选址，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洪、丁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拿出一个两不得罪、甚至是两全其美的方案。

其实，对于“鲲鹏馆”的地址选择，乔维民作为馆址考察小组的负责人，以其长期在基层工作的一贯踏实，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性调研，已经拿出一个建议案：“鲲鹏馆”唯选择城北新区，才是最合适的位置。

闭着眼睛都能想象，乔维民罗列的那些理由多么充分：城北新区地处多条高速公路、铁路的交通枢纽位置，具有无与伦比的交通便利；是阳城新兴的工业园区，汇聚了数百家现代化工厂企业，云集着二十多万城市新市民；拥有广袤的土地资源，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未来阳城的中心区域；成长、建设中的新区，别的设施都陆续建成，亟待建设必备的文化、体育场馆……

别看外号“大炮”的乔维民是个粗人，可真到用心做起一件事来，却精细得令人吃惊。在他提供的馆址建议案中，甚至已经考虑了供变电、污水与垃圾处理这样具体的细节。

当初，廖志国让乔维民出面考察馆址，虽然嘴上说是放眼整个市区，其实内心里也已经有了主张，比较倾向于落户城北新区。现在看了乔维民的这个建议案，他更加坚定了这种选择。

那么，如果选择了城北新区，是否意味着得罪洪大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