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还敢再爱吗？（第9/15页）

2003年的春天，我在北京的那个寓所没有私人的隐秘可言，光洁的地板，整面墙的落地窗，几十平方米的大空间，除了一张床，再没有任何一件家具，美国式开放厨房闲置一角，我没有做过一顿饭，哪怕是一次汤，寓所里没有任何油烟的味道，一个地道的家庭小舞厅。两位舞蹈老师来了，我拿出德国巧克力招待他们，却全然不知他们是不是穿越了整个北京，穿越了许多白色口罩，把许多SARS病毒抛在了身后，来赴我的舞蹈约会。我夜夜学跳舞，在舞蹈中浑然不知灾难即将来临。

两位舞蹈老师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对，男老师身材匀称，每天都是深色的一身衣服，进门时最抢眼的是脚上那双看来有点年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皮鞋，换上舞鞋后最抢眼的又是脚上那双舞鞋。女老师则不同，每天都会换一件着装，一件不同风格的坎肩，一条不同颜色的围巾，每天这一点点小变化，都使她拥有不同的韵味，她的服装都不张扬艳丽，而是样式别致，交谈中她对我说：“我的大部分衣服价格很便宜，重要的是你得到对路子的地方去买。下次你回北京，我陪你去逛。”

我问两位舞蹈老师是否去过欧洲，他们笑着说还没有去过，最想去英国。这辈子去英国黑池的交谊舞大赛跳一次舞就够了，男老师笑呵呵地说。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我把儿子留在北京，独自回柏林了。从北京回到柏林，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SARS.以前我回到柏林，第二天准到住得最近的朋友家吃早餐，大聊一通分别后的见闻。可现在朋友把我拒绝了，说实在很抱歉，你从中国回来，我们家孩子小，怕传染。我知道那就是说，根本不用再向其他人报告自己回柏林了，因为我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都跟在我后面陆续生了孩子，她们的孩子都比坦坦小。这个SARS看来很厉害，好像连打电话都会传染。周六商店还开门，我像个还没有被人识破的麻风病人似的，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抢着上街买了点吃的喝的储备起来，然后我一连几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边收拾屋子边听广播中的爵士乐台，可是那爵士乐台也不只播爵士，每播送一段爵士中间就不断重复着中国的SARS病毒消息。4月21日，周一，中央电视台报道，卫生部、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变动，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长职务，这两项人事变动，看来与应对“非典”不利有关。

北京“非典”已蔓延。从此，卫生部每天公布疫情。

我把一些老爵士CD盘也都翻出来听，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艾灵顿公爵大乐团，但是我更偏爱听个人唱片，如查理·派克和杰瑞·莫里根。我喜欢反复听查理·派克和迪西·葛列斯比的CD，并不在于他们一个是萨克斯、一个是小号，而在于从他们诠释的作品中品味他们的性情，比如他俩都吹过格什温的一首小曲子《我难以起步》（I Can't Get Started），我很爱听这首曲子，确实有那种感觉，人生都活了几十年，总是难以起步。查理·派克一扬声就显露出他狂放、天生才子的性情，葛列斯比则收敛一些、理性一点。在听音乐时，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五年前我更钟情于查理·派克，但此时此刻，我已经更淡然地在葛列斯比的演绎中和他交谈。

不到十天，儿子坦坦也逃难般地被送回德国，据说是一架飞机中的最后一个座位，连他的父亲云也不能同行，而只能坐另一班飞机。我接到云的电话，立马坐上了柏林到法兰克福的火车，从法兰克福的机场接到了戴着白色大口罩的儿子坦坦。坦坦的柏林幼儿园还好，让我带坦坦去做几个检查，检查结果没事就让坦坦回幼儿园了。一个月之后，我的朋友们才纷纷打电话致歉，请我带坦坦去玩。我到每一位朋友家，开口就是爵士乐，我吼叫着比莉·哈乐黛的经典名曲《你变了》的歌词“你变了。现在一切都完了”，然后我哈哈大笑，你们变了啊，不要我和坦坦了，可是我们没有完，我们还好好的。

再说那时我一个人回到柏林，过了几天，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发烧咳嗽等迹象，为了避嫌我自觉不去看朋友，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去跳舞了，没有了戈尔德，只有社交舞厅可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