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第3/10页）

我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很暖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热。父亲在海滩上扎了一个卖贝类和海螺的摊子，一连出摊好几天，把店面留给母亲照管。我和艾丽斯便可以每天晚上随心所欲地去坎特伯雷宫了。但是就像七月里没人想在我们那闷热的小店吃炸鱼、喝龙虾汤一样，我们一想到要戴着礼帽和手套坐在特里基·里夫斯那不透风的音乐厅里，就觉得热得喘不过气，因此意兴阑珊。

你或许不知道，鱼贩这个职业与音乐厅的经理有些共同之处。父亲换了一批新货来满足食客被高温麻痹的味蕾，特里基也是如此。他遣散了半数演员，并从查塔姆、马盖特和多佛的音乐厅请来了一批新艺人。最明智的是，他和一个真正的明星签了一周的合同——来自伦敦的格利·萨瑟兰，这家伙是这个行当里最好的喜剧歌星，哪怕是在肯特郡最热的夏天也能保证满场满座。

艾丽斯和我去音乐厅看了格利·萨瑟兰的首演。那时我们和售票亭里的女士约好，我们到了就朝她点头笑一笑，然后慢慢走过她的窗口，在音乐厅里任选我们喜欢的座位。通常我们会在顶层楼座里选。我从来都不明白池座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在我看来，坐在舞台下面挺不自然的，透过脚灯模糊的烟雾，视平线所及刚好是演员的脚。前排楼座看得更清楚，但我觉得顶层楼座最好，尽管离舞台最远。我和艾丽斯最喜欢的座位在顶层楼座第一排的正中间。坐在这里，你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在看演出，而且身处剧院这个空间里：你能看到整个舞台的形状和座位的分布，你会惊讶于邻座的表情，然后意识到你的表情也是一样的——都被脚灯照得奇光异彩，他们咧着嘴笑，嘴唇看上去湿漉漉的，就像滑稽剧里的魔鬼。

当然，格利·萨瑟兰演出开幕的那个夜晚，坎特伯雷宫热得跟地狱一样，我和艾丽斯斜靠在楼座的围栏上看下面的观众。一阵混合着烟味和汗味的空气飘上来，呛得我们头晕。按照托尼的叔叔的计算，剧场几乎坐满了，却出奇地安静。人们若非轻声细语，就是一言不发。当你从顶层楼座朝前排楼座和池座看去时，只能看见台下的帽檐和台上的演出。直到乐团奏响了序章，剧场的灯光暗了下来，人们还在鼓掌。不过掌声轻了下来，人们坐得更直了。疲惫的安静变成了沉默的期待。

这个游艺宫是个老式的音乐厅，正如许多1880年代的音乐厅一样，这里也有个主持人。当然，就是特里基自己。他坐在前排座位和乐池之间的一张桌子上介绍演出，在观众太过吵闹的时候维持秩序，或者让我们祝女王陛下健康。他戴着一顶礼帽，拿着一个木槌——我从来没见过不拿木槌的主持人——还有一杯黑啤。他的桌子上点着一根蜡烛：只要台上有艺人，这根蜡烛就亮着，中场休息时和演出结束后才熄灭。

特里基相貌平平，但嗓音动听，就像竖笛一样流畅而有穿透力，令人享受。萨瑟兰的首演之夜，他请我们去看演出，并保证这将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夜晚。肺准备好了吗？他问。我们必须准备好深吸一口气！手和脚呢？我们必须准备好鼓掌又跺脚！身子呢？会被一分为二！眼泪呢？得流好几桶。眼睛呢—

“准备好大开眼界吧！乐队，准备。灯光，准备。”他用木槌敲了敲桌子，噼啪一声，蜡烛就亮了，“我们为您带来神奇的、动听的、非常非常欢快的，”他又敲了一下桌子，“兰德尔！”

幕布颤动了一下，然后升了起来。舞台以大海为背景，地板上撒了真的沙。台上有四个欢快的演员，穿着节日的装束在散步。两位女士打着阳伞，一个黝黑，一个白皙；还有两位绅士，其中一个背着一把尤克里里琴。他们在唱《海边的女孩都很可爱》，唱得很不错。然后弹尤克里里琴的乐手来了一段独奏，女士们提起裙子在沙子上跳起了舞。这首歌作为开场表演还是很不错的。我们鼓起掌来，特里基诚挚地表示感谢。

接下来是一位喜剧演员，然后是个读心术师——一位身着晚装，戴着手套的女人站在台上，被蒙上了眼。她的丈夫在观众席中走动，拿着一块石板请他们用粉笔写下数字和姓名让她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