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4/13页）

佩罗欠保罗和比尔太多，把他们救出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必须动员美国政府尽可能地向伊朗人施压。

美国政府曾经让佩罗帮过忙，他把三年的时光——还有一大笔钱——都投入了关注战俘运动。现在，他要找美国政府帮忙了。

他的思绪飘回到1969年，当时越南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在海军军官学校的一些朋友阵亡或者被俘了：比尔·莱夫特威克，一个热情强壮的好人，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战死疆场；比尔·劳伦斯沦为北越的战俘。佩罗不忍看到他的祖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意志不坚定而输掉战争，但他更不忍看到的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并非毫无理由地抗议这场战争，因为它是不义的，所以不应该赢。1969年的一天，佩罗见到了小男孩比利·辛格顿，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比利的父亲在越南战场失踪了，他还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谁都不知道他是被俘了还是死了。小比利的悲惨身世令佩罗心碎。

对佩罗来说，怜悯不是悲情，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知道比利绝不是孤例，可能有成百上千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他们的丈夫和父亲是阵亡了还是被俘了。越南人声称自己不受《日内瓦公约》的约束，因为美国从未对其宣战，所以拒绝公布他们俘虏的美国士兵的姓名。

更糟的是，许多战俘因遭虐待而濒临死亡。尼克松总统计划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并在三年内撤军，但根据中情局的报告，到那时一半的战俘可能都会死亡。即使比利·辛格顿的父亲还活着，也可能挨不到回家那天。

佩罗想做点事。

EDS公司同尼克松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佩罗前往华盛顿，同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基辛格制订了一个计划。

越南人坚称——至少是为了宣传而坚称——他们与美国人民没有仇恨，他们的敌人是美国政府。而且，在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弱小受辱的一方。他们似乎很看重自己的公共形象。基辛格认为，通过发动一场揭露战俘及其家人悲惨遭遇的国际运动，也许可以让越南人觉得难堪，从而改善战俘的待遇，公布战俘的姓名。

这场运动的资金来源必须是私人融资，必须从表面上看同政府没有关系，但事实上，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小组会密切监督运动的进展。

佩罗接受了挑战。佩罗最爱接受挑战，他念十一年级时的老师达克夫人就意识到了这点。有一次，达克夫人对他说：“很遗憾，你没有你朋友聪明。”年幼的佩罗坚持说自己同朋友一样聪明。“那为什么他们的成绩比你好？”佩罗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喜欢学校而他不喜欢。“所有人都可以辩解说自己做得到。”达克夫人说，“但看看记录吧，你的朋友做得到，而你做不到。”佩罗被触及了痛处，他告诉达克夫人，自己接下来六周都会拿A。而事实上，不仅在随后的六周，而且在剩余的高中时段，他都拿到了A。富有洞察力的达克夫人发现了操纵佩罗的唯一方法——激将法。

接受基辛格的挑战后，佩罗找到J.沃尔特·汤普森——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告诉他们他想干什么。他们提出了一套三十到六十天的活动方案，它能在一年内取得一些成效。佩罗拒绝了他们——他想今天就开始运动，明天就看到效果。他返回达拉斯，组织了一小批EDS的管理人员，让他们给报纸编辑打电话，发布他们自己写的简单易懂的广告。

然后邮件如潮水般涌入。

在支持战争的美国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显示了越南人确实是坏人；而在反对战争的人看来，战俘的遭遇是从越南撤军的又一个原因。只有最强硬的抗议者才会反对这个运动。1970年，联邦调查局告诉佩罗，越共已经下令黑豹党【8】杀死他（在疯狂的20世纪60年代末，这听起来并不特别奇怪）。佩罗雇佣了保镖。果不其然，几周后，一帮人翻越了佩罗十七英亩大的达拉斯宅邸的围墙。他们被凶猛的狗赶走了。佩罗的家人，包括他大无畏的母亲，都不愿他因为担忧自己的安全而放弃这场运动。

1969年12月，他使用了最高明的宣传手段——他包下了两架飞机，试图飞往河内，给战俘送圣诞晚餐。当然，他未能获准降落，但此举却一石激起千层浪，让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战俘问题。这次行动花费了两百万美元，但他认为宣传效果可能价值六千万美元。他后来委托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北越的态度都是负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