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4/15页）

保罗用他知道的唯一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勤奋而坚定地工作。他并不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小时候的他发现学校的作业很难做，但身为意大利移民的父亲笃信教育的价值，鞭策他继续学习下去，他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此后，坚韧不拔的品质就一直助他攻坚克难。他还记得，六十年代EDS公司刚组建的时候，任何一份新合同都有可能让公司一飞冲天或者一蹶不振，而他和大家一起，将公司打造成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公司之一。他始终认为伊朗的项目也会成功，尤其是在杰伊·科伯恩的招聘和培训计划为公司输送了大批具有高层管理能力的伊朗人才之后。

但他大错特错了，而他才刚开始明白为什么。

1977年8月，他和家人到达伊朗的时候，石油出口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结束了。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那一年的反通胀计划增大了失业率，而农业歉收令更多饥肠辘辘的农民涌入城市。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削弱了国王的集权统治，政治动乱随时可能爆发。

有一段时间，保罗并不怎么关心当地的政治。他知道人们对政府心怀不满，但世界上每个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而伊朗国王看起来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但保罗和世上大多数人一样，忽视了1978年上半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重大意义。

1月7日，《消息报》对被驱逐的教士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了恶毒的攻击，谴责他是同性恋。第二天，在距德黑兰八十英里【3】的城市库姆——伊朗宗教教育的中心——愤怒的神学学生静坐示威，并与前来驱散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骚乱迅速升级，接下来的两天中有七十人丧生。教士根据伊斯兰传统，在四十天后为逝者举行了纪念游行。游行中又爆发了冲突，这次骚乱中的逝者在四十天后又被纪念……于是，1978年的整个上半年，游行频繁举行，规模越来越大，冲突也越来越严重。

保罗事后才知道，这些游行打着“悼念死者”的旗号，是为了规避国王禁止政治示威的命令。但当时他并未察觉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正风起云涌。其他人也一样。

1978年8月，保罗请假回美国老家（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也一样）。保罗热爱所有的水上运动，同表弟乔·波雷卡一起参加了新泽西州大洋城的钓鱼比赛。保罗的妻子鲁丝带着女儿凯伦和安·玛丽去芝加哥探望鲁丝的父母。保罗原本有点焦虑，因为伊朗卫生部还没有向EDS公司支付六月的款项，但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延期付款，所以他将这个问题交给了副手比尔·盖洛德，他对比尔收回这笔钱充满信心。

保罗在美国听到伊朗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戒严令于9月7日宣布，翌日，在德黑兰中心的加勒广场，士兵杀死了一百多名示威的群众。

恰帕罗恩一家回到伊朗后，政治氛围已经大不如前。保罗和鲁丝第一次在夜里听到了枪声，他们大吃一惊——他们忽然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殃及。罢工此起彼伏，供电常常中断。他们不得不点蜡烛用餐，保罗在办公室还要穿上大衣保暖。从银行取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员工的工资由支票改为现金。家里的燃油快见底的时候，保罗不得不满大街地寻找，直到最后碰上一辆加油车。他通过贿赂才请动了司机送油。

生意上的问题更严重。卫生与社会福利部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捕，因为戒严令第五条允许检察官将任何人投入监狱而无需任何理由。副部长雷扎·勒伽巴也被投入了监狱，他是保罗工作上紧密合作的伙伴。卫生部仍未支付六月份的款项，之后的更无着落，累计已拖欠EDS公司四百多万美元。

为追讨欠款，保罗努力了两个月。他之前打交道的人都不在了，而后继者则基本不回他的电话。个别人偶尔会承诺过问此事，让他回去等电话，但空等了一个星期后，保罗再打去电话，却被告知上周与他通话的人已经离开了卫生部。安排好的会议被一次次取消，欠款以每月一百四十万美元的速度累积。

11月14日，保罗写信给负责社会保障组织的副部长海达高利·艾姆拉尼博士，向他发出正式通知：倘若卫生部不在一个月内结清欠款，EDS公司将停止项目。12月4日，保罗的老板、EDS海外公司总裁在与艾姆拉尼博士的私人会面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