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人歌歇（第4/24页）

朱棣一语道破天机后，朱元璋心中极为愤怒，不过没有当场发作。回到皇宫后，他立即派太监给负责筹划筑城的刘基送去了一盘桔子。刘基猜到皇帝怪罪自己筹划失当，赐以桔子，是恨不得将自己剥皮抽筋吃肉之意，吓得连夜逃入茅山避祸。

这当然只是传说。不过，确实有个因书写匾额惹怒朱元璋而被杀的真实故事。

皇宫中各门匾中，“门”字均是末笔直下至底，没有向上的钩脚。此种写法，始于宋朝。据说南宋偏都临安后，玉牒殿不慎失火，烧毁了殿门。有大臣上奏说，宫殿匾额中的“门”字，末笔都有钩脚，带火笔，因此而招致火宅，须得将匾额全部烧掉，方能免灾。从此以后，凡宫殿的匾额，书写时“门”字末笔都直下，不钩脚。

明皇宫建成后，朱元璋命中书詹希原为太学集贤门书写门匾。詹希原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时在朝中为舍人，常为宫殿公署题写匾额，号为“国朝第一”，时人以得到詹希原的书法为荣耀。

詹希原写的时候，将“门”字最后一竖向内钩起稍高一点。朱元璋看后，大发雷霆道：“吾方欲集贤，詹希原欲闭门塞朕贤路耶？”遂下令将詹希原斩首，然后用粉涂抹掉“门”字的钩。

尽管采取了种种有效的措施，到朱元璋执政晚年，建在燕雀湖上的皇宫还是出现了地基下沉的现象。古代帝王修建宫殿，均就南低北高的地势而建，取意为步步升高，一代更比一代强，江山可以万代相传。而明皇宫下沉后，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地势。宫城前昂后洼，总让人觉得形势不称。按照阴阳家的说法，这是绝后和丧败亡国的征兆。对于迷信风水的朱元璋而言，这是一种不祥之兆，认为对大明江山社稷和后代极为不利，这给本来就对建都南京深感美中不足的朱元璋来说更添了一层心病。尽管朱元璋不满意南京，但却不好意思在大臣面前流露出来，毕竟当初是他自己坚持要定都南京。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监察御史胡子祺上书，提到“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莫如关中”。朱元璋顿时心动，但不形于言表。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有意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并告谕说：“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向命汝弟秦王分封其地，已十余年，汝可一游，以省观风俗，慰劳秦民。”其实派太子慰劳秦民只是个幌子，此时的朱元璋已有迁都关中的打算。

当时，大明王朝的主要威胁是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残余力量。倘若真的迁都西北，可以加强北方边防，安定边界。而北平之所以没有被考虑，是因为朱元璋想将这处形胜之地留给最喜爱的第四子朱棣做封地。朱元璋第二子秦王对此事极有意见，因为一旦大明国都搬去西安，他便没有了封地。为此，朱元璋还将秦王拘禁起来，若不是太子朱标求情，差一点就废掉了秦王。

太子朱标详细考察了西安和洛阳，比较两地地形，回来后向朱元璋献《陕西地图》。朱标个人比较倾向于选择西安为国都，因为西安即是历史上的长安，曾经是西汉及唐朝国都，王者气派十足。

然而，世事无常，人情难料，太子朱标于第二年病逝。太子壮年而逝，白发人送黑发人，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受到沉重的打击，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考虑迁都的事情。他在当年年底亲自撰写的一篇《祀灶文》中，表达了万般无奈的心情：“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就绪。维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一副听天由命的可怜相，听起来真是异常的凄凉。这让人感慨，即使如同朱元璋一般手段狠毒、作风强硬的帝王，也有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于是，迁都西安一事就此搁置。本来有可能辉煌起来的西安，重新陷入黯淡的历史中。直到公元1644年，反抗大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西安称王，以西安为国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李自成自己也改名为李自“晟”，意为光明和兴盛，并且以明朝分封在西安的秦王府为新顺王府，发动大量民夫重新修整长安城，将城墙加高加厚，壕堑加深加宽，比原来更加壮丽。太子朱标没有实现的愿望，竟然在朱氏王朝的敌人手中实现，这真是历史绝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