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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列兹奇玛先生转过身来，愤愤不平地看着史迈利。

“谁杀了他？”他问，“麦斯先生，我以军人的身份问你。”

史迈利从口袋中掏出那半张撕开的风景明信片。

“谁杀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又问一次，“我一定要知道。”

“这是你昨天晚上希望我带来给你的东西。”史迈利没理会他的问题，“谁带来这张风景明信片，就能拿到那卷录音带，以及你替他保管的其他东西。这是他与你商量好的做法。”

柯列兹奇玛接过明信片。

“他说这是莫斯科规则。”科列兹奇玛说，“奥图和将军都坚持这么做，虽然我个人觉得很荒谬。”

“你有另外半张明信片？”史迈利问。

“是的。”柯列兹奇玛说。

“那么就比对一下，把东西交给我。我会完全照奥图的希望去运用那些材料。”

他以不同的方式说了两遍，柯列兹奇玛才回答：“你保证？”柯列兹奇玛追问道。

“是的。”

“凶手呢？你会拿他们怎么办？”

“他们很可能已经安全地越过水域了。只要开个几公里就成了。”

“那么那些材料有什么用？”

“对派遣凶手的那个人来说，这些是很难堪的东西。”史迈利说，这一次，或许是史迈利强如钢铁的冷静神态让柯列兹奇玛先生相信，这位访客与他一样痛心疾首——甚至，比他更加强烈。

“这会杀了那个人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史迈利沉吟半晌才回答：“比杀了他更惨。”

有那么一会儿，柯列兹奇玛先生似乎想问比杀了他更惨的是什么，但终究没问。他死气沉沉地拿着那半张明信片，走出客厅。史迈利耐心等候。一个万年铜钟孜孜不倦地循径前进，红色的鱼儿从鱼缸里瞪着他。柯列兹奇玛回来了。他拿着一个白色的硬纸盒。盒里垫着卫生纸，躺着一沓字迹已然熟悉的影印纸，和六卷迷你录音带，蓝色塑料材质，是现代男士喜爱的流行款式。

“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柯列兹奇玛先生说。

“他很明智。”史迈利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把一只手放在史迈利肩上，“如果你需要什么，尽管让我知道。”他说，“我有自己的手下。这是暴力的时代。”

史迈利再次从电话亭打电话到汉堡机场，这一次是为了再确认史坦法斯特先生飞往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订位。做完这件事，他买了邮票和一个很结实的信封，写上澳大利亚阿德雷德的一个虚构地址。他把史坦法斯特先生的护照放进信封，丢进邮筒。然后，就以平凡无奇的乔治·史迈利先生，一个专业雇员的身份，展开旅程。他回到火车站，无惊无险地穿越边境到丹麦。在旅途中，他进到厕所里读欧斯特拉柯娃的信，总共七页，是在大英博物馆隔壁那个小图书馆里，由将军亲自用米凯尔那部古董复印机所影印的。他所读到的内容，正印证了他这天眼中所见的一切，也让他心中的警铃愈发响亮，几乎难以承受。他搭火车，转渡轮，最后再乘出租车，一路赶到哥本哈根的卡斯特洛普机场。从卡斯特洛普，搭乘下午的班机飞往巴黎。航程虽然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史迈利的世界中却恍如一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情绪，与所有的期待如潮汹涌起伏。莱比锡遭人谋害，在他心中所激起的愤怒和反感，此时已慢慢平抑，逐渐枯竭，代之而起的，是他为欧斯特拉柯娃担忧的恐惧：如果他们对莱比锡和将军下手已如此之重，那么，他们会怎么对付她呢？开车穿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时，他不断回味青春岁月的流转，但此刻，在逃亡的反高潮里，他却只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摧残。死亡如此迫在眉睫，死亡如此挥之不去，继续奋斗的目的何在呢？他再次想起卡拉，以及他的专制残暴，这至少让缠扰终生的混沌有了意义，让暴力、让死亡都有了意义。他想到对卡拉而言，杀戮只不过是宏大计划的附属品罢了。

我怎么可能赢？他问自己，独自一人，心怀疑虑，顾及礼法。我们任何一个人，如何能对抗这无情的猛烈炮火呢？

飞机的下降，以及重启棋局的希望，让他恢复常态。有两个卡拉，他推断着，再次忆起那张冷静克己的脸，那充满耐心的眼睛，精瘦的身体达观地静候自我毁灭。一个是专业、沉着的卡拉，如果必要，他可以容许耗费十年工夫经营，等待开花结果。比尔·海顿的案子，花了二十年。卡拉这个老间谍，这个务实主义者，可以容忍十二次的损失，只为换取一次的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