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病房里的沉思（第3/4页）

史迈利想问芬南他自己有什么感想，但芬南又开始讲了起来。他跟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他后来明白了这点。他们不是成年人，只是小孩，他们渴望明天便有自由之火、吉普赛音乐以及大同世界，他们骑着白马穿过比斯开湾，或者带着孩童般的喜悦，给挨饿的威尔士小精灵买啤酒；这群孩子无法抵挡东方的太阳，只能顺从地让自己蓬乱的头朝着它转。他们相互喜爱，而且相信他们热爱全人类，他们又相互打斗，相信他们在与世界搏斗。

很快他便感觉滑稽。对他而言，他们还不如去给士兵织袜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驱使他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细致考量；他把全副精力投放到哲学与历史书籍的阅读上，然后惊讶地发现了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浑然理性中的慰藉与平和。他尽情享受这种理性的坚忍，为它的无畏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学术性颠覆而感到振奋。到头来，在寂寞岁月中赐予他力量的并不是党，而是这种哲学，这种要求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牺牲一切的哲学，这种使他受辱却又令他鼓舞的哲学；而当他最后收获了财富与名望之际，他又痛心地背弃了它们，就如同那是一件珍宝，当他年岁过大时，便不得不将它连同年轻的时光一起，遗留在牛津。

芬南就是这样描绘的，而史迈利能够理解。这故事几乎不见愤怒与怨恨的踪迹，不同于史迈利在这类面谈中预见的那样，但是（可能正因如此）这显得更为真实。关于这次面谈还有一件事：史迈利深信芬南对某些重要的事情选择了闭口不谈。

傍水街事件和芬南的死亡之间是否有确凿的关联？史迈利责怪自己思绪飘出太远。纵观全局，一连串事件都表明芬南跟史迈利同陷于一个问题之中。

一连串事件加上史迈利的直觉、经验，或者是——那种促使他按下门铃而非插入钥匙的意识，尽管这意识并未警告他，在夜里有一个凶手正拿着一杆铅管等待着。

那次面谈并不是正式的，这没有错。在公园里的散步让他想起牛津多于白厅。在公园里的散步，在米尔班克的咖啡馆——对了，这里也有一个程序上的差异，但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外交部的官员在公园里散步，热切地跟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攀谈……除非这小人物并不是籍籍无名的！

史迈利拿了一本平装书，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

我们先做一个尚未被证实的假设：谋杀芬南以及试图杀害史迈利这两件事之间确有关联。那么在芬南死之前，史迈利是如何与他关联上的呢？

1.在1月2日周一的面谈之前，我从没见过芬南。我是在军情局查看他的档案的，而且我已对要提的问题做了准备。

2.1月2日，我独自打车去外交部。外交部安排了面谈，但并没有，重复一遍，并没有提前获知谁去问话。芬南因此不会预先知道我的身份，军情局外的人也不会得知。

3.问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外交部，办公室里人们穿来穿去，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第二部分则是在外面，任何人都可能见到我们。

接下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除非……

没错，结果只有一种可能：除非有人看到他们在一起，不仅认出了芬南，还认出了史迈利，而且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

为什么？史迈利在哪方面具有危险性？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当然——有一个方面，仅有一个方面——他是安全部官员。

他放下了铅笔。

这样的话，杀萨姆·芬南的人感觉焦虑，是认为他不应该跟一名安全部官员有言语接触。也许那是某个外交部的人。但必然，他也认识史迈利。一个芬南在牛津便认识的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怕被曝光的人，这个人以为芬南会说出来，或者已经说出来了？而要是他已经说了出来，那史迈利理所当然也得被干掉——要迅速灭口，趁他还没把这些写进报告里。

那就解释了为什么芬南会被谋杀，而史迈利会被袭击。这还是有道理的，但不是很充分。他已经尽可能高地搭建了一座纸牌屋，而他手头上仍然有牌。那艾尔萨呢，她的连篇谎话，她的串通一气，她的心惊胆战，又该怎么解释？那车子以及八点半的电话呢？那封匿名信呢？要是凶手害怕史迈利和芬南接触，他就不会通过告发芬南来引起注意。那么又会是谁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