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莱尔（第4/9页）

“他是个化学工业家，在埃森郊区经营一家大工厂。有人猜英国人在占领时期让他不好过，拆了他的工厂，毁了他的事业。我不知道这个猜测有多接近事实。我们做了好些研究，但收获甚微，而劳利又禁止我们向外调查。这是很正确的决定——”他微微一耸肩，“天晓得我们玩这种游戏的话，西布克龙会作何感想。报上就只说卡费尔德恨英国人，仿佛这是不需要解释的。或许他们是对的。”

“他有什么样的背景？”

“一如预期。战前毕业，被征召为工程师。在俄国前线担任爆破专家，曾经在斯大林格勒受伤，但还是逃了出来。对和平感到幻灭。经过激烈内心挣扎，缓缓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纲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都是他自己说的。有一些很常见的无聊谣言，说他是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的外甥之类的。没人把这种说法当一回事。这不奇怪，东德老是喜欢造一些政治头面人物的谣。”

“难道这些谣言没有丝毫真实的成分？”

“总是有真实的成分，但又总是不够多。不管怎样，除我们以外没有人当一回事。他说自己是慢慢走向政治的，说自己有过一段沉睡期和一个觉醒期。”

“你跟他碰过面吗？”

“我只读过有关他的报道，听过收音机转播的讲话。但某种意义上，他是活在我们左右的。”

特纳的淡色眼睛已经回到了彼得斯堡。太阳在山丘间斜照，光线直接打在那家灰蒙蒙大饭店的窗户上。其中一座山丘斑驳得像个采石场，有一些灰蓬蓬的白色小机器在山麓下来回移动。

“你不得不佩服他。六个月之内就把整个运动给改了头、换了面。干部、组织、口号完全焕然一新。之前他们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但现在却成了一个有教养的、高学历的团体。他不要衣着随便的群众，不要社会主义那一套胡说八道，除非那是从大学生嘴巴里讲出来的。卡费尔德很聪明，懂得容忍那些大学生。他也知道攻击警察的和平主义者和攻击和平主义者的警察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但最重要的是，巴巴洛萨是穿干净衬衫，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巴巴洛萨博士先生，他们现在都这么喊他。在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律师都是受高度尊崇的，又特别是律师——你知道律师有多么不合逻辑吗？律师是德国的伟大导师，一向都是如此。但不包括政治家，他们一点都不受人尊敬。而在卡费尔德看来，他们当然都是议会代表制有多差劲的最好证明。卡费尔德可不想要任何人代表他，敬谢不敏。他的追随者呐喊要求的是没有约束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不用负责任的权力。这是民主的终点，不是起点，你明白吗？”他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与他无精打采神态完全不相称的自信。“我们和德国人都经历了民主，但没有人因此夸奖我们。我们推了德国人一把，但没有德国人因为得到民主感谢我们。现在我们从另一边绕出来了。民主只有在一个阶级系统里才可能存在，它是要由特权阶级恩准的——这就是现在民主搞不下去的理由。民主只是封建时代和自动化时代之间的电光石火，已经过去了。还剩下些什么呢？选民和国会是脱节的，国会和政府是脱节的，而政府则与每一个人脱节。沉默的政府——他们的标语是这样控诉的。异化的政府。我想这个用不着我来告诉你，因为它是一种英国的产物。”

他停下来，希望特纳有所响应，但特纳仍然陷在思绪里。那些外国记者在他们的长桌子那头争辩着些什么。其中一个威胁说要揍另一个，第三个人则扬言要把他们两个的头撞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在为什么辩护，或者我代表的是谁？但谁又知道？他们在伦敦对我使眼色说：‘一个绅士应该为国家着想而撒谎。’我回答说：‘我愿意，但先得告诉我需要隐瞒的真相是什么。’他们连一丝想法都没有。在外交部外面，可怜的大众都以为我们有一本镀金的书，封面写着‘政策’两个字……老天，要是大众知道了会怎样？”他把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也许你知道他们的政策？我被认定应该通过最少的摩擦去获取最大的利益。但他们所谓的利益又是什么意思？大概我们是合该走向衰落的。也许英国也需要一个卡费尔德，一个新的莫斯利42？爱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我们这里的日常饮食。歇斯底里的冷漠。再来一点白葡萄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