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第2/4页）

因此，我至今都相信雷吉和理查结婚了，又或者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并选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和40年代远离俗世，生活在尼泊尔。可理查真能冷眼旁观与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许他已经受够了军旅生涯。

我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去了很多地方登山，特别是我和我的朋友查理一起去登山。1933年，我到阿拉斯加探险（与另外一位哈佛校友布拉德・沃什布鲁恩结伴而行），攀登了克利伦峰，1934年我又去了阿拉斯加，攀登弗拉基尔峰。20世纪40年代末，我第三次进阿拉斯加探险，和另外四个人在17,900英尺的一个小雪洞里被困了九天。其中两个人因为低体温症而送了命。我很幸运，因为冻伤只失去了左手的最后两根手指。

在结束与伯德等人的那次南极探险之后，我于1936年第一次返回了喜马拉雅山脉，当然我并不情愿这样做。那是一次对楠达德维峰的勘察探险，楠达德维峰是一座非常美丽的高山，周围是由无可攀登的悬崖峭壁环绕的禁猎区，那是一次令人惊奇的经历，同行的还有我的朋友查理、比尔・蒂尔曼、艾迪・卡特等人。1938年，我还和一些哈佛登山俱乐部的校友勇闯世界第二大高峰——28,251英尺的乔戈里峰，而且，在我看来，这里比珠峰要危险得多。（我相信我曾经提到过，我在那里求学期间，这个俱乐部尚没有正式成立）那一年没有人登顶。

我还提到过，二战期间我还曾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过，我不会再说更多细节来烦你了，我只想说一件事：我曾经利用机密渠道寻找任何关于雷吉和理查・迪肯的只言片语，或者关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科特・梅耶和布鲁诺・西吉尔的信息，可没有找到丝毫新的线索。

1953年，我以五十一岁之龄和我的朋友查理踏上了我的最后一次喜马拉雅山脉探险之旅，在他们第二次尝试攀登乔戈尔峰的时候充当登山支援者。那一年也没有人能登顶，相比珠峰，乔戈里峰可以说像是一个更为无情的女子，一直死死守着她的秘密。不过我的确碰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亲眼看到彼得・斯科恩宁用绳索拉住了在陡峭冰坡上失足摔落的四位登山同伴（包括我的朋友查理医生）。据我所知，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保护四个人，并救了他们的性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很不幸，我们的一个同伴阿特・基尔凯在下山的时候受了伤，而在我们把基尔凯抬下山的过程中，穿越一片非常危险的地带时，其他几位登山者——后来被查理称为“绳索上的兄弟”——把基尔凯裹在睡袋里，然后牢牢拴在一道陡峭的斜坡上。可是，要么是因为我们谁都没有听见的雪崩，要么是基尔凯本人（出于未知的原因）从我们拴系他的坚固锚固点滑了下来，反正他最后摔死了。

以前我就说过，从高山上这样摔下来绝不会一滴血都不流，摔下来的人几乎总是会留下一道道血痕，血肉模糊，衣服被扯破，四肢扯断，脑浆迸裂，等等。在我们下山的那几个小时里，查理一路上看到的都是他好友的血和支离破碎的肢体，而且这以后他不曾从这次的经历中真正恢复过来。多年以后，查理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幻觉症，总认为他汽车前面的高速公路上都是鲜血。在很久很久以后，也就是1992年，他的这种病被医生称为“创伤后精神紧张症”。

在第二次乔戈里峰探险和阿特・基尔凯死后，我就和喜马拉雅山脉永别了。

不过我忽略了在那几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就是这个命了，只能写写尾声了。

1948年，我去了柏林，执行战略情报局盘问纳粹军官的任务，有一次我看德国报纸——战争期间我学会了德语——偶然注意到了一篇文章，读过之后，我不禁放下啤酒，出神了好几分钟。

四位德国一流登山者在冬季尝试攀登艾格尔峰，他们选择的是与海因里希・哈勒第一次成功攀登艾格石壁时的相同路线，也就是攀登异常危险且堪称登山者夺命地的艾格尔峰北壁，北壁上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蜘蛛”，在这个地方的最上方，他们发现了一具孤身登山者的冰冻尸体，这个地方的下面是那片白色网状垂直致命雪地，上面就是冰裂出口，过了冰裂出口，就是这座海拔13,022英尺夺命高山的最后顶峰山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