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6页）

教授和政府的接触大约始于7年前，一次他被召为一件谋杀案的专家证人。被告的律师提出申请，希望法庭准许被告以精神疾病为由不出庭。劳拉解释说，这种状况下，一般需要召集三位专家组成小组，针对被告的精神状况进行评估，然后法官才能决定被告可否不出席。如果专家证实，被告的精神疾病确实严重到让他无法理解他所面临的指控，那么他需要被送进隶属司法机构的精神病医院。一段时间后，律师可以申请将病人转入普通的精神治疗医院。而如果法院判决对病人更有利的话，他甚至可能得到释放。

韦德那时在康奈尔大学教课，他认为那个叫约翰·提布隆的人——被指控谋杀邻居的48岁嫌疑犯，其实在装病。而另两位专家则相信他确实精神不正常，患有严重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且他自称丧失记忆的事是真的。

最后，韦德被证明是对的。探案员发现了提布隆一直在写的一本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害人可不止他邻居一个。此外，他还收集记录了各种精神失常的症状，好表演出来逃避起诉。也就是说，他想确保一旦被捕，他能有足够好的演技让专家相信他精神不正常。

自那桩案子以后，韦德便经常被叫去做顾问，与此同时，他自己对研究记忆与分析被压抑的记忆也越发感兴趣。自从一位精神病医生出版了《米歇尔的记忆》[3] ，韦德关于被压抑记忆的研究就越发投入了，据说这本书的作者幼时曾是邪教仪典摧残的受害者。韦德探索了数百个这样的案例，在比较深入的研究中还使用了催眠。他曾经走访监狱和精神病院，和极其危险的罪犯谈话，考察了无数宗健忘症病例。

最终，他得出结论：特定的压制记忆的症状，尤其在个体遭受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情况下时有发生，这是精神的某种自我免疫机制介入的结果。个体通常将创伤记忆从意识中一笔勾销，或者将它改造得不那么让人无法忍受——这种防御机制与白细胞将入侵的病原体消灭或减毒方式相同。所以，我们的大脑天生配有一个废纸篓。

如果这一过程是自主发生的，那么它是否能被解码，并由治疗者触发并操控呢？这种机制的自主触发往往会造成不可逆的精神损伤，因此正面的记忆会连同创伤记忆一起被删除。一位病人试图回避一个创伤的努力，可能会造成另一个新的创伤，有时甚至会比之前的那一个更加严重。这就好像为了治一个伤疤，把整条胳膊都砍下来。

韦德搬到普林斯顿后，也没有中断他的研究。

在普林斯顿，某个机构的代表找到了他（在他和劳拉的一次密谈中，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想让韦德指导该机构开展一个项目。劳拉知道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她猜测这个项目与删除或“整理”老兵和特工的创伤记忆有关。韦德不愿谈及此事。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韦德与“他们”的关系也日渐紧张。

她告诉我的事让我脊背发凉：那些过去在我看来不容置辩的“现实”，可能只是我对一件事、一种情境的主观回忆。这让我感觉很不是滋味。如她所说，我们的记忆就像电影胶片，任由制作人剪辑；或者像果冻，可以用模子塑成各种形状。

我对她说，想让我同意这套理论恐怕不太容易，但是劳拉反驳了我。“你有没有过一种印象：你觉得自己经历过某件事情，或者去过某个地方，后来却发现那根本不是你的亲身经历，只是你小时候听过与此相关的故事？你的记忆把‘听故事’这一段删去了，换上了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电视直播上看到了1970年堪萨斯酋长队战胜明尼苏达维京人队、夺得超级碗[4] 冠军的那场比赛。但其实我当时只有4岁，我只是听我爸谈论这场比赛听得太多了。

“看，我说是吧？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探案员甄别证人证词时面临的困难。多数时候，证人们各自的证词都是互相矛盾的，即使在最明显的细节上也是如此：比如，在一桩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中，逃离现场的车辆是什么颜色的？有人说是红色，有人对天发誓说是蓝色，最后却发现其实是黄色的。我们的记忆不是一台摄影机，理查德，它不会把所有经过镜头的东西都原原本本地拍下来；它更像一位编剧或者导演，用现实的片段编造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