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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热那亚，我们在直布罗陀又停了下来。最终到了利物浦。

真奇怪。隔着约八十米的距离，而且有两年半没见了，你居然还能从拥挤的人群中一眼认出那个熟悉的身影。她激动得连头上的白发都偏在了一边，双手不由得抬起来捂住了嘴。

是，她给我寄过口气强硬、没有一丝商量余地的信，她威胁过我，要剥夺我的继承权，她还长篇大论地向我灌输过硬科学的必要性。可此时此刻，她扑在我怀里，哭得像泪人一般。

“她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开车送她来利物浦的那位朋友向我解释道，“她做过好多噩梦。”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码头上，我就像根竹竿，支撑着我的母亲，那些我在船上从未遇见过的乘客从我们身边走过，投入别人的怀抱。整整四十七天，除了大海，我没同任何人讲过一句话。从悉尼开始，我甚至连一觉都没睡过。母亲终于平静下来了，她告诉我，我的气色差极了。她把我带到她朋友的汽车旁，让我和她一起坐在后座上。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尽管我从没在信里跟她提过我经历的那些事，她却似乎什么都知道。英格兰熟悉的焦油味和煤烟味扑鼻而来，那股冷冷的湿气也已附在我的骨头上。黄昏将至，“SS维迪克号”上的灯已经全亮了。后天一大早，它将扔下我，继续穿越另一片无垠的大海，一直到纽约。透过车上的风挡玻璃，我朝大海投去最后一瞥。海面像一块厚实的肌肉，褶皱丛生，焦躁不安。已被它吞噬的东西，就别指望它会再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