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杰疑案[1]（第18/20页）

“我只要在关于不是一伙人作案的论点上仅仅添加一点；但是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具有完全无法抵抗的力量。在那个大笔酬金的前提下，而且有提供重大证据就能被完全赦免的条件，在短时间里，若在一伙粗俗的流氓中，有某一个人，或者说是任何一个人在不久前背叛了他的同谋，这并非是假想。这伙人中的任何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倒并非完全是贪婪那笔酬金或是渴望赦免，而是担心被同伙出卖。那么，秘密至今未被解开就恰好证明了，事实上，它确实是秘密。这可怕的黑暗勾当只有一个人知道，或两个人知道，其中一个是凡人，一个是上帝。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在长时间的分析后，我们所有的那点虽不充分却是确凿的成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肯定的观点，无论是德吕克夫人屋檐下发生的亡命事件，还是鲁尔门附近树林里的谋杀案，都是由死者的一位情人，或至少是她的秘密相好所为。这个伙伴脸色黝黑。这种脸色、长带上的‘结’，还有女帽缎带上的那个‘水手结’，都说明那人很可能是一名海员。他和死者，一位风流但不卑贱的年轻女子的交情，表明了他的地位高于一般的海员。那些报纸上行文流畅而急切的报道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信使报》所述的第一次私奔的情况，有助于使我们将这个海员与那个‘海军军官’，即大家最初知道的那个将这不幸姑娘勾引的人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最好来探讨一下这个脸色黝黑之人一直不见踪影的事。我们先得注意，他的脸色是非常黑的；肯定不是一般的黑才会让瓦伦斯和德吕克夫人惟此特点而记忆深刻。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会不见踪影呢？难道他被那伙人杀了？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那里只有被谋杀的女子的痕迹？两场谋杀的地点自然会被人推测是同一个地方。那么他的尸体在哪里呢？很有可能凶手用同样的方式把两具尸体都处理了。但是也有可能这个男人还活着，他是拖延着不露面，因为害怕被人指控杀了人。他的这种担心现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只是在事后的现在——因为已经有人证明曾看见他和玛丽在一起——但是在凶杀刚发生后这种担心却不合情理。一个无罪的人的第一反应应该会去报案，并会协助辨认歹徒。这一点，也是出于策略。他已经被人看见过是和那个姑娘在一起的，他们两人坐着一条敞篷的渡船过了河。哪怕是对一个白痴来说，公开指控凶手明显就是最必然也是最唯一的让自己洗脱嫌疑的办法。我们没法认为，在那个不幸的星期天晚上，他会既不知情也没有察觉到发生了一件惨案。可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想象他既然活着又为何没去报案。

“那么我们获得真相的方法是什么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成倍地、集中地清晰起来。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作为这个事件起因的第一次私奔，并了解一下这个‘军官’的全部历史，包括他的近况，以及恰好在案发前后的行踪。我们先仔细地比较寄给晚报的那些提出此案是团伙犯罪的各种不同的信件。然后，我们从这些信的风格和笔迹两个方面来和更早寄给早报的有关信件进行比较，后者强烈地坚持认为梅奈是有罪的。完成这一切后，我们再来将这些不同的信件和已查明的军官的手迹进行比较。通过对德吕克夫人和她的儿子，还有马车夫瓦伦斯的反复提问，我们要尽力查明更多有关那个‘脸色黝黑的男人’的相貌特征。有技巧的询问是不难从这些当事人中发现针对这个特定问题(或是其他问题)的相关信息的——甚至这些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会拥有这些信息。然后，我们来追踪那条在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被一个驳船管理员捡到，而后又被人从管理处取走，而且还没被工作人员注意到被取走的那条船。取走时，那只船没有舵，而且是在尸体发现之前取走的。本着谨慎而坚定的态度，我们就必然会找到这条船；因为不仅捡到它的驳船管理员能认出它，而且舵还在我们手中。帆船的舵丢了，一般人是绝不会若无其事，连问也不问的。让我再插一个问题。当时并没有登出过船被捡到的启事，船是被悄悄地拿到管理处，又被人悄悄地弄走的。但是船主或是雇主——在没有启事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会快到星期二一早就会得知船在星期一才停好的地点呢？除非我们设想那个驳船管理处和海军方面有某种联系——是某个个人的长期联系才导致了有人能察觉出它细微的利害关系——它琐碎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