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4/6页）

曾经一口流畅的英语如今夹杂着浓厚的德语口音，索默尔低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嘶哑，时而像是声音卡在喉咙上，时而像是摩擦着空气。

“是的啊，东边不允许开店那就没辙。”斯帕克把烟递给索默尔，索默尔抽出一根放到鼻子跟前，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真好闻，美国香烟就是好。”

我们为了与克劳斯·索默尔见面，请了假坐了好久的飞机才来到西柏林。大约十年前，以纪实小说家的身份驰名天下的温伯格，经过与东德当局的长期交涉，最后才得到了采访的许可，与索默尔见了面。温伯格滞留东德期间，遭到了窃听、邮寄物品的检查、斯塔西的监视、出境时的身体检查等他称之为“屈辱大套餐”的待遇。但以此为代价，温伯格确认了索默尔一家人还活着，也知道了他们的住处。之所以温伯格没有来到这儿也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为了小心行事，不让东德对他进行警戒。

上个月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往来不再需要进行检查。温伯格向事先已调查好的我们的地址寄了信，之后莱纳斯再进行了具体安排。多亏了这些，我们原本快要放弃的重聚计划才得以实现。而我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在美国等到了好消息。

索默尔变得比年轻时更加沉默不语了。他平静地对聊天内容做出反应，倾听着关于曾经战友的话题。我们也简要地说明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知道即将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就向曾经的女子飞行部队的副机师泰蕾丝·杰克逊提出了交往的请求，尽管我明白自己配不上她。两年后，我们结了婚。直到现在泰蕾丝还是那么美，她还时常借用以前战友的私人飞机去驾驶飞行。我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结婚之后不久就收养了在荷兰遇到的两个孤儿，罗蒂和西奥。没错，我们成了一家人。

聊天暂告一段落，索默尔缓缓抬起头问道：

“迭戈怎么样了？”

我和斯帕克、莱纳斯互相使眼色，无声地催促着对方先开口。最后选择开口的是斯帕克。因为他是与迭戈接触最多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作为医护兵关心战友健康的习惯直到战后也改不了吧。而我只去看望过迭戈一次而已。

迭戈并未记恨于我。这是因为他对战时的大部分记忆选择了遗忘，即便见到我也只是呆呆地侧着头。看到朋友这样的状态，我感到十分痛苦，无地自容，失去了再次看望他的勇气。

斯帕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平静地叙述起来。

“战争结束后，他看起来在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回到老家，很快就开始自己租房子住。那个房子位置偏僻，又窄又脏。至于工作嘛……他那个症状几乎拿不到什么抚恤金，所以只有找工作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做什么都做不长久，建筑工、演奏乐器的工作、洗碗工，他换了好多种工作。”

一听便知连平时急性子的斯帕克也在注意用词。我很早之前就听他说过迭戈的情况，即便如此，现在听到还是让人想捂住耳朵。

“他换工作又换住处，没有办法定居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再相见时，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脸色也变得很糟糕。大家都很担心他，于是让他也来参加一次退役军人的聚会，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小便里有血，后来才知道是晚期肾癌。六四年他就去世了。”说完之后，我们安静了。周围那些刚才还毫无存在感的喧哗声，便像调大的电视音量般凸显出来。我偷偷观察坐在斜对面的索默尔，只见他闭上眼，在胸前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当索默尔再睁开眼时，便开始娓娓道来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在我们的帮助下，他逃出了收容所。之后他穿越了广阔的被战火烧过的原野，直奔家的方向而去。好不容易到了家乡，发现街上飘着细烟，他看到了红军的身影。他本以为家里应该已经被烧了个精光，但打开通往地下的暗门才发现妻子女儿在里面。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但她们还活着。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过上只为家人着想的生活，绝不再做铤而走险的事。”

德国一分为二，索默尔被迫留在东德政府所统治的地区。他没有抵抗，顺从地生活了过来。穿着分配的衣服，吃着分配的食物。分配的新家只要自己用心布置住起来也不会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