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无欲则刚（第16/17页）

众人见她对交引一物毫不知情，料想党项人不熟悉大宋的经济和制度，多半想不出这种更改交引面额的主意。可惜崔良中已死，高继安在逃，也不知道这主谋到底是崔良中，还是另有其人。

慕容英受伤极重，说了这一番话，已经是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包拯便让张建侯去雇了辆大车，扶她上车。几人一道回城，先将慕容英安置在城南的兵马监押司中，杨文广自己赶去提刑司禀报。

城内城外正疯传官府捉住了西夏奸细，还是个女人。还有人说那相貌难看的女人是大茶商崔良中的女儿崔都兰，不久前传出的崔都兰因父丧伤痛而死的消息是假的。一时间，谣言满天飞。城中再现热潮，人们争相赶去提刑司看热闹。

张建侯道：“我们不跟小杨将军一起去提刑司么？也许可以从野利裙口中问到西夏太子下落。”

包拯摇摇头，道：“慕容英说得对，野利裙不会吐露一个字的，她只要亮出西夏太子妃身份，无人敢动她分毫，只能上报朝廷后等待指示。而朝廷……”

自李继迁起兵反宋以来，宋朝对党项人一直是采取笼络为主的态度，甚至还幻想其能主动归附，这种没有前瞻性的战略直接导致了宋军屡屡失去斩草除根的良机。真宗皇帝在位时，西夏已多次公然进攻大宋，夺去宋土及子民，但宋真宗采取“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政策，对西夏占领的土地予以默认，以妥协姑息的态度求得边境和平。除了皇帝本人性情软弱外，还因为昔日太宗皇帝赵光义曾谆谆告诫子孙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宋真宗深以为然，奉若真谛，外事力求“化干戈为玉帛”。

仁宗皇帝即位后，刘太后亦继续奉行“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对外极力讨好，派遣使者带着圣旨到西夏，封西夏王李德明为尚书令，赏赐白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等大批财物。李德明接受了物质上的好处，对大宋赐封的尚书令官职却不置可否，当时辽国已封李德明为夏国王，显然他内心深处看不上这个所谓的尚书令。

使者回报朝廷后，刘太后决意倾心笼络，先是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后又加封为夏王。李德明愈发觉得大宋不过是孤儿寡母执政，软弱可欺，起了建国称帝的欲望，违制在子山[2]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亭榭台池，金碧相间，辉耀日月，极其壮丽。出行时大兴仪仗，俨然与宋朝皇帝相仿，还公然追封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除了在政治上造势外，军事上也是厉兵秣马，积极扩张，如在省嵬山[3]西南山麓抢修了一座城池。这个地方土地肥沃，牧草丰盛，历来就是吐蕃部落樵采、放牧之地，西夏抢修城池，明显是为了控制吐蕃诸部，以缓解后顾之忧。一旦西面的威胁解决，西夏很可能就会转而对付东面的大宋了。

而今大宋和西夏的关系实是面松内紧，正处于一个极度敏感时期。以大宋一贯的立场，这次也绝不会主动挑起争端，像西夏奸细这样的事，多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事，只可惜了那些被野利裙等人无辜杀死的大宋子民。包拯并未说完下面的话，只深深叹息一声，道：“天色不早，我们先回家去。”

张建侯道：“为什么不设法去找西夏太子和许先生？”包拯道：“小杨将军已经下令封城，稍后就会在全城展开大搜索，我们再也做不了什么。至于许先生，唉。”不由得长叹一声。在他看来，许洞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尸骨无存——

因为许洞失踪是在前夜，如果他就是那闯入提刑司官署的飞贼，落入党项人手中多半发生在飞贼事件之后。可当时李元昊等人尚住在望月楼，如果擒住了他，又将他藏在了哪里？万无一失的法子，就是当场杀死他，再将他的尸骨化去。

沈周道：“你认为砸毁宋城县署牌匾的那伙人的头目就是杨守素，他在现场留下了玉露断剑是为了嫁祸许先生？”

包拯道：“对，而且这件事一定跟全大道有关。全大道是被杨守素杀死，他死前曾被逼供，肯定是关于兵书残页之事。全大道知道那残页是假的，却不能说实话，不然必死无疑。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最终对李元昊说了些什么，但对方肯定是问出了话才会下手杀他灭口，而次日即发生了宋城县署牌匾被砸一事。如果我猜得不错，杨守素取得牌匾后的物件是主要目的，丢下玉露断剑嫁祸许先生，不过是顺手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