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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18]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宋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于是，在辽军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大致的内容是：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太后萧燕燕为叔母；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宋每年给辽提供“助军旅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当时大宋极其富有，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三十万“岁币”不过是一笔小数目。谈判前，宋真宗甚至告诉使臣曹利用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宰相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辽国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宋真宗了解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对大宋而言，《澶渊之盟》显然是个屈辱性的条约，既承认辽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大宋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但从长远眼光来看，它无疑具有宏观而开阔的历史意义——自太祖皇帝开国、定都开封以来，肩背之虑实在河北，契丹占据燕云居高临下之势，如大宋脊背芒刺。澶渊和议既成，每年三十万的岁币换来了边境安宁，此后百余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两国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大宋虽然失了颜面，亦乐得安得现状。于是，塞垣之下，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一派和平景象。大宋承平岁久，不再厉兵秣马，无视军备和边防。《张巡兵书》的传说，也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红尘里。

凡事必有利弊，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朝野对此非议不已。事关个人荣辱，却又苦闷无计，宋真宗便不断上演“天书”“封禅”[19]等自欺欺人的闹剧，又大肆祭祀孔子、老子，并尊崇道教，大造道观，耗资巨大，以至岁出日增，劳民伤财，百姓不服，不但没有能够“镇服四海，夸示外国”，反而沦落为历史笑柄。这位运气不佳的懦弱皇帝余生都在《澶渊之盟》的浓重阴影中度过，晚年又在内外事务上完全受制于精明能干的皇后刘娥，情形如同唐代唐高宗、武则天，可谓惙怛伤悴，欢少愁多。

天禧四年（1020年）六月，宋真宗得了疯瘫病，无法上朝，政事多由皇后刘娥主持。皇后亲信一党翰林学士钱惟演和参政知事[20]丁谓权势熏天，胡作非为，宰相寇准和翰林学士李迪等正直大臣对此深以为忧。

宋真宗自知一病不起，想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祯，却是有心无力。宦官周怀政将皇帝的心思秘密告诉了宰相寇准。某日，寇准觐见皇帝后请求屏除外人，对宋真宗道：“皇太子是万民所仰，愿陛下考虑到后继之事，传位给太子，并挑选端方正直的大臣来辅佐。丁谓、钱惟演是奸邪之徒，千万不能让他们辅佐少主。”宋真宗当即点头同意。

寇准出宫后立即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拟表章，由太子参政监理国事，并打算任用杨亿辅政，替代丁谓，由此架空皇后刘娥一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