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记（第3/10页）

爱伦·坡在儿童的猜拳游戏中领悟到深远的哲理。在猜拳高手的孩子指点下，他茅塞顿开，大受感动之余认为这个孩子的想法中，有比马基维利（Niccol Machiavelli）或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哲学更要深奥的思想，惊叹不已（《失窃的信》）。如果爱伦·坡没有童心，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发现吧。

儿童喜欢魔术，侦探小说也对魔术无法招架。魔术不是陌生人，而是好友。就如同爱伦·坡无法抗拒梅泽尔的下棋人偶（Maelzel's Chess-Player），每一位侦探作家都是魔术痴。讨厌魔术的作家缺乏童心，对儿童来说难以亲近。不必举劳森的丝绸高帽为例，侦探作家也绞尽脑汁要将鸽子、兔子、罪犯藏进帽子里。成年人会嘲笑为了无聊目的劳心费神的人，儿童却会为此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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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碰到犯罪的部分，就会散发出成年人的体味。犯罪这古怪的玩意儿原本就非自然存在，而是成年人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的权宜之计而已。擅自拿走想要的东西、殴打讨厌的家伙、亲吻喜欢的人，在儿童的认知里这并非邪恶之事。是成年人让儿童认识到邪恶，所以堕落的犯罪与儿童无关。不意识到罪恶，依着本能行成年人所谓的恶，是儿童的天性。从这个层面来说，二者之间当然有脱不了的关系。

古希腊人就是童心尚存，才会将众神当成朋友的。希腊诸神的外貌全都是俗世人类的形象，是俊男美女。后来，神明渐渐变成了难以理解的可怕事物，因为成年人将无数的行为贴上了罪恶的标签。

犯罪小说中，儿童能分辨出抱持着童心及怀疑而创作的作品，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其他许多作品。然而成年人很难理解这种怀疑，在他们看来仍然是构思奇妙的幻想故事。古怪的是，越是童心丰富的作品，在艺术上越能到达高峰。

侦探小说是解谜与悬疑的混合体，侦探小说解谜的巅峰是逻辑学，悬疑的巅峰是希腊悲剧以来的文学，说它是科学与艺术也行，就是这二者的混合体。我认为二者能保持平衡是最理想的，但它们不一定总能维持平衡的状态。

在西方，以一九三五年为分水岭，之前占优势的都是解谜，战后悬疑占了上风。新流行的侦探小说丢开解谜，专心于悬疑。孩子怀念“连环套达磨”，但成年人的侦探小说却认为“那玩意儿太幼稚了”。我说侦探小说成了成年人的玩物，证据就是近来的侦探小说都自称是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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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家都说在现实主义悬疑小说的领域中，最棒的作家是英国的格雷厄姆·格林，然而格林的小说根本就是童话。儿童读着格林的作品，心里松了一口气，得意于自己能够理解童话式的现实主义。

在百年来的侦探小说作家中，儿童最能理解的应该是切斯特顿与格林吧。因为这两位作家最富童心，日本的小栗虫太郎也有相似之处。什么？你说那复杂难解得要命的小说富有童心？一般成年人或许会感到吃惊。可是那张复杂难解的臭脸就是虫太郎的魔术手法。儿童看出来了，看出装模作样的面孔下其实是一颗最为真实的童心，它才是指挥一切的主导，所以他们才会主动和那张臭脸亲近。

（收录于讲谈社《幻影城通信》）

[1] 《吉格玛》（Zigomar），是由法国作家里昂·萨吉（Leno Sazie）创作的一系列怪盗小说。

[2]是立川文库创造出来的小说英雄，名气很大。

[3]指发生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的集团抢劫事件，主谋为当时二十八岁的前保安队队员大津健一。

[4]大下宇陀儿（1896—1966），日本推理小说家，一九二五年出道，和乱步同为《新青年》上的人气作家。以《石头下的记录》（1951）获得第四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

[5]水谷准（1904—2001），日本推理小说家、编辑、翻译，曾任《新青年》总编辑。《某场决斗》（1952）获得第五届推理作家协会奖（短篇部分）。

[6]延原谦（1892—1977），日本推理小说编辑、翻译。曾任《新青年》总编辑，翻译了“福尔摩斯系列”，也是最早把克里斯蒂介绍给日本读者的人。

[7]角田喜久雄（1906—1994），日本小说家。活跃于推理小说、时代小说、传奇小说等领域。《吹笛就会有人死》（1958）获得第十一届侦探作家俱乐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