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2/3页）

没有人真能提供消息。你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时，心里总是抱着希望。总有可能在你访谈时、某个谈话对象手指一点说：喏，就是他，她的男友。那边角落坐的大个子就是。”

这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如果你走运的话你的话可能传出去。这该死的城里大概有八百万人，不过大家竟然都在互相谈论着彼此，这可真奇怪。如果我做事得法，大概不需要多久会有八百万人听说有个惨死的妓女交过男友，而现在有个叫斯卡德的人正在找他。

连着两辆出租车都不肯载我到哈勒姆区。法律明文规定他们不得拒绝。任何服装整齐、言行正常的乘客如果要求前往纽约市所属五区的任何一个地点，司机都必须接受。我懒得跟司机引述相关法律条文，想想还是再走一条街去搭地铁比较省事，这个车站没有通往外地的地铁线，月台空无一人。售票员坐在上锁的防弹亭里。我怀疑她坐在里头是否真觉得安全。纽约市的出租车都装有厚实的隔离树脂玻璃保护司机，但我刚才拦下的出租车就算有保护玻璃也不愿开往城北。

前不久，一名售票员在票亭内心脏病发作。医护人员无法进入上锁的亭子里急救。那可怜的家伙只有坐以待毙。但话说回来，我想售票亭保护的人应该还是比它们害死的人要多。

当然，它们并没有保护到百老汇地铁站那两名女人。几个小孩因为不满一名售票员报警说他们在十字旋转门上跳来跳去，便拿了个救火器灌满汽油，把汽油喷进售票亭里.然后点上火柴。整个亭子立刻爆炸，里头的两名女人被活活烧死。又多了一种死亡方法。

这条新闻是一年前上报纸的。当然，没有法律规定我非看不可。

我买了票，车来了，我上车往城北去。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的凯尔文·斯莫尔酒吧和其他几个地方打探消息。在一家无上装酒吧我碰到罗亚尔·沃尔登，和他谈的话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我在一百二十五街喝了杯咖啡，一路走到圣尼古拉斯大道，然后在喀麦隆俱乐部的吧台喝了杯姜汁汽水。

玛丽·卢公寓的雕像来自喀麦隆。那是一座他们先人的雕像，身上镶满贝壳。

吧台那儿我找不着熟到可以交谈的人。我看看腕表，时间不早了。礼拜六晚上纽约市的酒吧都提早一个钟头打炸，不是四点而是三点。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也许是要让酒鬼早点清醒过来好上教堂。

我对酒保点点头，问他有没有超时营业的酒吧。他只是冷冷看着我，面无表情。我发现自己已把钱塞到他手上，告诉他我在打听有关金男友的消息。我知道他不会给我答案，也知道他没打算让我满意，但至少我的口信传出去了。他听到我的话，我两旁坐的人也是。他们都会把这话告诉大家，这正是我的目的。

“恐怕帮不上忙。’他说，“不管你找的是准，你来得可真是够‘北边’的。”

我猜那男孩是尾随我走出酒吧的。我没注意到，这实在是犯了大忌。干我这行的对这种事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我沿着街走，思路跳来跳去——从金的男友一直想到戒酒聚会上自称杀死他性伴侣的演讲人。等我察觉到不对时已经来不及了。我要转身，他的手已经扣住我肩膀，把我推进巷子口。

他紧跟我走进来。他比我矮差不多一寸、但蓬松的非洲爆炸头补偿了两寸。也许更多。此人年约十八或二十或二十二，留两撇八字胡、脸颊上有个灼伤的疤。他身穿飞行外套，拉链式口袋，下身则是条黑色绷紧的牛仔裤，而且他手里还握了把枪，枪口正对着我。

他说；“操他妈的，你他妈的操他妈的。把钱拿来，操你妈的。拿出来，全拿出来，不拿你就完蛋了，操你妈的。”我在想，为什么我没去银行？为什么我不在旅馆留些钱？我在想，老天爷，我儿子米基矫正牙齿的钱泡汤了，要捐给圣保罗教堂那十分之一的薪水再见了。

明天的生活费没着落了。

“操他妈的狗杂种，操他妈的大烂货——”

他打算要杀我。我把手伸进口袋要掏皮夹，看着他的双眼，还有他按在扳机上的手指。我知道，他正在热身，他体内已经装上了火药，所以不管给多少都无济于事。他这回真是中了大奖，足足两千多块，可是不管有多少我都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