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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森总是通过电话和哈斯勒联系见面的事一两次后，他可能就记住这个号码了，但第一次用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尽管哈斯勒迫切地要销毁一切可能把他和贾米森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但后者在与哈斯勒打交道时却并不这样想。

在谋划杀人的时候，哈斯勒想知道贾米森是否把他的秘密写在了纸上。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会被第三方发现，这样对贾米森本身也不利。当贾米森还活着的时候，一个电话号码不会暴露什么，但他死了以后这就非同小可了。

这是哈斯勒忽视的关键所在。

而且，他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他给了贾米森买收音留声机的钱以后，这个老家伙的要求提高了，哈斯勒不得已又出了一大笔钱。我们还不清楚贾米森每月的花费是否提高了，是不是更经常地提出大笔钱的要求。除了知道他酒喝得更多了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贾米森的生活方式发生过变化，也没听说过他还买过其他大件的东西。

综合以上所有的情况，贾米森很可能在攒钱。毕竟，虽然哈斯勒比他年轻，但也年纪不小了。他可能会病死，可能会死于意外。他死了的话贾米森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敲诈人不会把存款放在屋子里，他知道这样太危险了。他也没有当地银行账户——哈斯勒猜测他没有银行账户也是对的——因为银行面对新顾客通常需要保荐人。但他很可能会在保险柜里租一个小箱位，不仅可以放存款，还可以存任何其他文件以应对不测。

贾米森不用记录与哈斯勒之间任何的交易，但他完全可以从爱丁堡报社拿一份马修斯审判消息的复印件放在保险箱里，以备将来哈斯勒不听话时拿来威胁他。

假设搜查房子时我在一件旧西装里发现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即使上面没写名字，我也很快就能查清这是谁的电话，并按惯例去找哈斯勒面谈，并问他是否认识贾米森。

哈斯勒在见到敲诈人以后一直处于近乎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中，而他在杀人时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刚刚克服了这种恐慌，就突然面对警察，并认识到他和贾米森已经在某些方面被建立了联系——他不知道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很可能会以为调查已经比实际进行得更深入——他的反应几乎肯定会引起怀疑，他会恼羞成怒，还可能大喊大叫。

他会否认认识贾米森；询问他的家人和仆人时得到的会是同样的答案。

假设我觉得这个线索很重要，并亲自去了奥克斯肖特，我会注意到哈斯勒的恼怒。我自然会相信他的话，但我会告诉他我迫切地希望知道贾米森到底是谁——我有理由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哈斯勒先生会跟我一起去认尸吗？”

可以想象，这会让凶手崩溃，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哈斯勒会再次惊慌失措，我会知道他隐瞒了什么。

如果除了电话号码，我还找到一把保险箱钥匙，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个放着钱和马修斯审讯资料的保险箱的话，我就会猜出哈斯勒和贾米森之间的关系，并推断出谋杀动机。

那么下次和哈斯勒谈话时，我会问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回答很可能是谎话，但没关系。他毫无疑问已经被怀疑了，我会安排一些警察来监视他的行动。如果他企图离开这个国家的话就会被拘留，我也就可以确信他就是凶手。

同时，我会让专家检验能找到的放炸药的盒子和包装的任何碎片。不管多小，它们都能说明一些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能逃过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的眼睛。

尽管哈斯勒已经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和这起案子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尽管我知道“他会尽力确保销毁所有作案工具”。查灵·克罗斯箱子案中的鲁宾逊也试图抹掉办公室里博纳提夫人被害的一切痕迹，但最终在他的废纸箱里找到的一个血点和发卡把他送上了绞架。

是不是通过这些假设我把侦探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即使我所说的“运气”一个也没出现，一旦贾米森被确认就是布兰特以后，最普通的警察也会把他和马修斯联系起来调查。用的时间会长些，但最终还是会破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