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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哈，确实没有法律就没有所谓犯罪了，就跟没车就不可能有交通事故一样。”

鸟口不管任何话题都用相同语气回答。

我在想，当我和恨之入骨的对象对峙，对方处于无法抵抗的状态，而我手中又握有足以杀害对方的武器时——

我会杀他吗？

不，多半不会杀吧，因为事后会被问罪。

但是若假设犯行绝不会被发现呢？或者如果这世界没有法律，杀人不会被问罪的话——

或许会下手吧。

背脊发凉了起来。这种状况不可能到来，所以不必费神担忧。但是除去最后的条件后却不敢说绝不可能到来，那是有可能的。如果那时，我失去了最后的条件——社会性规制的话——

很有可能动手吧。对犯人而言不管是动机还是计画性或许都不重要，跨越最后一道防线的扳机，说不定只是一些小事——动摇、误会、激动这类日常常发生的小事。

“话又说回来。”

鸟口打断了我危险的思绪。

“不管怎说，切割尸体还是很呕心吧，我还是觉得这不是正常人做得出来的。”

“对啊，敦子。动机问题先放一旁，你说分尸是想从异常回到正常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我怎么想都觉得这是杀人事件的当事人被逼入极限状态下，无法维持正常的精神活动时才会做出的异常行为。”

后照镜上映照出摩擦着双手，陷入思考的敦子。

大概正在回想哥哥的话吧。

“大家这记得——荒川事件吗？记得上个月的《实录犯罪》也有报导。”

荒川分尸杀人案发生于今年——昭和二十七年五月，一名小学女教师杀害任职巡警的丈夫，与母亲合力将尸体分割为头、腕、脚等部分抛入荒川丢弃，是一件轰动全国的离奇杀人案件。犯人为职业妇女，且还是教育者，带给社会很大的冲击。一开始女教师与情夫合作共谋的传闻臆测煞有介事地广为流传，结果发现原来是和母亲共同犯下的罪行。

“那案件连犯罪的手法都很奇怪呢。”

鸟口的表情透露出他似乎知道详情。我不清楚这案件，便向他询问手法有何独特之处。

鸟口以不变的迷糊口吻回答。

“首先用了警棒——这可说是丈夫的吃饭工具。在上头缠上绳子卡在雨窗上，绳子的一头先固定起来，接着趁丈夫睡着时缠在他脖子上用力拉扯另一头。”

“这算很奇怪吗？”

“恨奇怪啊。要说有计划，使用的道具未免太草率，感觉像随手拿身旁的物品充数；但要说是冲动，行动又太冗长，还意外地周到，所以真的很怪。”

“但这也还好吧，又不是说没有勋机，栅不上街勋杀人吧。”

敦子一讲话说：

“确实主嫌犯——妻子打从心底厌烦粗暴又花钱不知节制的丈夫，可说自平常就怀有动机。但一直到犯案当晚，收拾饭桌时才突然想要付诸实行。只不过那时还不敢动手，毕竟丈夫是个无赖，职业又是警察，贸然行事肯定会遭到反击。加上身为教育者的她也很清楚杀人是多么反社会、多么不为公理所容的行为。只是当晚丈夫睡着之后，那个突然来临了。”

“来临？你说杀意吗？”

“该说——杀意吗？或许该说是——好时机。”

“好时机？”

也就是指——杀害条件具备的状况吧。

“现在杀得了，杀了也无妨，杀了就轻松了——想到这些，什么憎恨都已不再是问题了。成为问题的，就只有如何更有效率。不失败地完成杀人行为而已。因为最麻的问题此时已经解决，所以杀人行为的社会性意义也就失去。至于动机——也就是日常的怨恨又如何呢？由于她这时心中所想的是只要杀了丈夫就能一了百了，所以动机也不存在。这时只考虑如何把警棒牢牢固定在窗子上，或是如何绑牢绳索之类的问题而已。也就是说，能称为异常的就只有那个来临的瞬间，之后的状态便与平时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