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第六天（第13/22页）

七月时，则子总算联络上水穗，那时她已经登记结婚了。可想而知，弘道盛怒不已，直嚷着绝对不承认这门婚事，则子只好极力安抚。既然都已经登记结婚了，也不存在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了。

七月二十六日的那通电话让则子觉得女儿很可怜。好不容易要搬家展开新生活，却租住在老旧的公寓，离公司又远。

则子认为自己当时并没有对女儿说些马后炮的话，也没有埋怨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婚姻。

“当初多花点时间，挑选结婚对象不是更好吗？”她只对水穗说了这句话。因为则子觉得水穗其实很单纯，不会将经济条件视为结婚的必要条件。但则子认为，既然要一起生活下去，就应该考虑经济问题，所以，把经济条件作为结婚与否的参考因素绝不是打什么小盘算，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则子认为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当然要以家庭为重，所谓职业女性，只不过是因为经济问题不得不继续工作罢了。所以，则子觉得产后还必须工作的水穗实在很可怜。

则子无法坦然说出自己的想法，担心水穗会觉得这些都是单方面的命令，她不想惹女儿不高兴。

不过她也没有一声不吭，只默默地听女儿说。则子已经不太记得那时她对水穗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表达了自己担忧的心情吧，比如问她这样下去真的没问题吗，还劝她要考虑一下将来的事之类的。

通完电话之后，则子给水穗汇了款。虽然是以礼金为名目，其实是担心水穗因家计而苦恼。则子当然没有告诉弘道这些事，也没有说水穗婚后其实“过得很辛苦”。

这种人无法让人依靠吧——听了水穗母亲的陈述，里沙子得出了这个结论。

里沙子觉得无论是憔悴的寿士的母亲，还是特地打扮过的水穗的母亲，她们看起来都是一心护子的样子，也感觉得出她们明知这种场合下绝对不能说谎，但还是无意识地避免说出会陷孩子于不利的证词。

但里沙子对两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其他陪审员可能不觉得，可里沙子觉得寿士的母亲越说越陷儿子于不利，而她本人可能丝毫没有察觉吧。里沙子对他们母子俩那种独特的亲密关系厌烦不已。相较之下，听水穗的母亲陈述时，里沙子总觉得她是在谴责自己的女儿。尽管她本人可能并没有这个意思，但这位母亲不断强调女儿很可怜——试问有哪个女儿会想依赖这样看待自己的母亲呢？

里沙子非常清楚则子说的“乡下地方才有的想法”。

那里的人，无论是对升学、就业、订婚、结婚、订婚仪式、婚礼，还是个性、经济条件，都设有不可撼动的界线，以此来区分“合乎常理”与“异于常理”。再怎么向他们说明这界线本身就有失偏颇，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想法。即便除了他们以外，大多数人都是属于“异于常理”的一方，他们也不会认同，只会予以否定、悲叹，甚至蔑视。

水穗自己有没有摆脱这样的价值观呢？来到东京，一个人住，经济独立，迈向婚姻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她成功地让自己从故乡、父母的那套价值观里解放出来了吗？

不，应该没有吧。如果成功了的话，肯定能够更加彻底地无视被传统价值观束缚的父母，或是对他们的冥顽不灵一笑置之，从而走上与现在不同的人生道路吧，里沙子想。可见，父母灌输的价值观已经深植于水穗的内心了。

结婚、辞职、买了独栋新居、怀孕、生产，水穗做的每一件事都没找母亲商量。里沙子很能理解她的心情：肯定是因为不想被母亲批评，不想被母亲同情，更不想让她觉得自己很可怜。

本想自己决定人生大事，一步一步向前走，但难免担心走错路，向母亲报告后，结果又被暗讽为“异乎寻常”。不，这位母亲应该没有这个意思才是，因为她很害怕母女情缘就此断绝。只是可能言辞之间还是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你这么做很超乎常理、根本不对，再继续这样错下去，肯定会出大事。她还时常觉得女儿很可怜、很不幸。即便为了不惹毛女儿而谨慎地挑选措辞，肯定也渗透着这般心思。

于是，水穗选择断绝联络。无奈生活又起了变化，水穗觉得不安，再次联系母亲，结果又被母亲强行灌输了所谓的“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