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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心里很伤感。在这个世界上，女儿就是她的一切。她跟丈夫离婚六七年了，一个人带着女儿过。这些年里，虽然女儿和爸爸每年都会见几次面，但毕竟只那么几次，而她，每时每刻都陪伴在女儿身边，全心全意地照顾女儿，为女儿牺牲了爱情，也牺牲了回国发展的机会，但那个每年只跟女儿见几面的男人却能分走女儿一半的心，想想就觉得不公平。

　　也许这就是血缘的力量。有血缘关系的人，即使没在一起生活，他们之间仍有一种神秘的牵挂。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爸爸在她六岁多的时候，就被那个乡下老婆领走了，但她一直都没忘记爸爸，老想着去乡下看爸爸。

　　记得那时妈妈已经调到了那个偏远的红星中学，虽然名义上仍然是E市的学校，但实际上是一所农村中学，离市中心很远，有很长一段路还没通公共汽车，只有每天一班的长途车。

　　妈妈下这么大决心离开三中到红星中学去，是因为她的“小偷”名声已经使她在三中待不下去了，连她不够年龄上学这件事都被说成因为她是“小偷”，学校才不接受她上学的。

　　到红星中学后，她已经不再是“岑今”，变成了“陶红”。妈妈说“陶红”这个名字在爸爸妈妈婚姻被注销的时候，就同时在派出所改好了，但因为三中的人叫她“岑今”已经叫习惯了，就没去纠正。现在到了一个新地方，正好趁机改名换姓，或者叫隐姓埋名，开始一段新生活。

　　事实上，她在红星中学的日子并不难过，倒不是因为她的“小偷”名声被大山大河隔住了没传进来，而是因为红星中学那块好像是另一个世界，那里的小孩子对“小偷”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说交通不便，通讯不便，她又改了名字，但俗话说的没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她的“小偷”名声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到了“红星中学”。

　　她妈妈大失其悔：早知道调动也不能堵住人们的嘴，还不如不调动，这下可真是“眨巴眼整成了瞎子”。

　　但她并不后悔“吊”到这里来，因为她发现“小偷”在红星中学的处境比在三中强多了，可以说完全倒了个个。

　　她交的一班朋友，也是学校老师的孩子，但红星中学的老师跟三中的老师大不一样，三中有一部分老师是“半边户”，夫妻两人，一方教书，另一方在农业社劳动。但红星中学的老师，本来就是农民，读过几句书，抽出来当老师，大多是一部分时间教书，另一部分时间在田里劳动。

　　那些老师的孩子呢？主要任务不是读书，而是打猪草砍柴做家务，像红姐姐那样专职玩耍的几乎没有。

　　岑今跟那些孩子在一起，玩耍的内容也大大改变，不再是跳橡皮筋跳房子，而是跟着她们去打猪草，砍柴草，烧火做饭抱弟弟妹妹。

　　严格地说起来，那里的孩子几乎个个都当得起“小偷”这个称号，而且不像她一样是白背个名，她们可都是名符其实的“小偷”，因为她们个个偷东西。

　　她们挎着猪草篮子去打猪草，看见生产队里黄瓜架子上长的黄瓜，就摘一根来吃，看见邻居的自留地里长的番茄，也摘一个来吃。萝卜也偷，包菜也偷，萝卜偷来洗都不用洗，在衣服上擦几擦就吃起来。包菜偷了来，老叶子喂猪，嫩叶子喂人，中间的粗茎就当水果，把厚皮剐掉，吃里面部分，吃得嘎嘣嘎嘣响，煞是美味。

　　当她的那帮猪草朋友听说了她偷香蕉的光辉业绩之后，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香蕉啊？我没吃过，好不好吃啊？”

　　“我吃过香蕉，又大又红。”

　　“在那里可以偷到香蕉啊？”

　　这下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偷过香蕉而脸红了，反而感到无比自豪，卖弄说：“香蕉才不是红的呢，是黄的，长长的，里面是白的，软软的，吃起来像糯米饭一样。”

　　“你偷了几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