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1章 众望所归（大更）（第4/7页）

旧党的意见也是五花八门。

现在新党随着局势进行，逐渐四分五裂。而旧党本是反对新党，从四分五裂走向一起。

现在新党势衰，旧党颇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本是一盘散沙之状。

以后如何相融？

茶香氤氲中，苏轼先陈政见道：“我始终以为仁宗之政为媮，先帝之政为刻。”

“若有其法使忠厚而不媮，励精而不刻，则为善也。”

苏辙则道：“魏公，某则以为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章越则点点头。

苏辙道：“吾兄政见与我相公，但某则有一点，蔡持正断不可留。”

章越抚掌而笑，暗忖这兄弟二人，一个如烈酒呛喉，一个似清茶回甘。

苏轼尚存宽厚地道：“且看他山陵使后会不会辞相？”

苏辙则道:“何须坐等？尘不自走，帚至乃清；事不自动，人为方成。”

章越欣然，苏辙的政治见识果真高过苏轼一筹。

你在那等蔡确辞相，那是永远是等不到的，那简直是一厢情愿。谁会自动放弃权力，只有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苏辙进而剖析：“魏公既受先帝顾命，乃大势所趋。此刻正该雷厉风行，清除蔡党以立威朝野，亦为陈和叔雪恨！“

章越知道此事势在必行，但自己不愿给苏轼兄弟留下自己无情，不折手段的感觉。

所以他故作踌躇地道：“之前官家在御塌上书‘召章越’三字，正是他向太后所言。”

苏辙急道：“这正乃先帝遗命，非蔡持正所急。他不过如实而答罢了，否则不是欺瞒天下，欺瞒先帝？”

“魏公，蔡持正此乃最是狡诈，这些年折在他手中之人不知多少？难道魏公忘了吕吉甫当年之事？”

章越闻言脸上一抽搐，当年吕惠卿假意向自己示好，后又火烧三司之事，令自己和苏辙二人一起狼狈离京。

真可谓是前车之鉴。

对政敌一点情面都不能留。

章越神色骤变，终是决断道：“好吧！”

苏辙闻言大喜。

“不过……”章越又肃然叮嘱：“不过本朝政治不是一味靠手段狠，靠立威。持正毕竟是宰相，宰相自有宰相的体面，切不可赶尽杀绝。”

苏辙道：“此事请魏公放心。”

“魏公宽仁。某这些年在野，已备齐蔡某罪状。既蒙钧谕，自当斟酌施用。”

此言既显手段，又彰分寸，章越闻之愈觉苏辙可堪大用，以后绝对是自己的臂膀。

苏轼感叹道：“魏公，蔡持正，吕吉甫罢了，其他人当善用之。”

……

事实上除了苏氏兄弟和孙觉外，还有程颐程颢也多次出入章府。

程颐程颢的政见与苏轼有所不同。

历史上的元佑党争是因为苏轼的蜀党，独立不倚的政治主张，同时反对全盘否定新法的政见，而被完全继承司马光的朔党攻讦。

同时苏轼也是高太后所赏识的人，所以必须阻止对方入相。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苏轼的人品。

苏轼无论在新党，还是旧党之中人缘都不好，因为他在政见上敢说真话，对不同政见敢于当面极力反驳。但对个人却从不报复，特别是以往陷害过他的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除了吕惠卿外，苏轼几乎都没有出手针对过个人。

换句话说，苏轼就是那种真正对事不对人的君子。台上和你吵得面红耳赤，台下和你嘻嘻哈哈。

同时对自己的进退，荣辱得失都看得很淡。

而程颐的洛党又是不同。

程颐的洛党与王安石的新党其实有些相似，都是主政革新，不过王安石重‘法’，程颐重‘人’。

章越比较认同程颐的方法，要得治法，先要得治人。

要造法，先要从造士开始。

程颐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后，对迎合自己政见的人大加重用，对反对自己政见的一律贬斥。新党官员确实良莠不齐，似邓绾，吴居厚那等小人都可以进用。而地方执行的官员都是逢迎拍马而上位，也败坏了不少新法的名声，这是王安石失察的地方。

等王安石意识到这点，从太学开始培养人才，用经义造士后已是有点晚了。

至于朔党，那都是司马光的铁杆，一个比一个头铁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