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一章：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第2/3页）

还有一撮人选择归隐田园，终身不为大明工作。

要知道在明初建立的时候，各级官员重定，朱元璋手里的人才并不多，急需读书人，或者有管理经验的元朝官员协助。

他们可以摇身一变，从蒙元变成大明的官员。

但很多人拒绝了，甚至为此退出仕途。

譬如元末户部尚书张昶，朱元璋当时见他是个人才，想要留在身边。

但张昶虽受到朱元璋的重视，重用，还给了许多赏赐，可心里并不快乐。

他本来是来招降朱元璋的，现在却在给他办事。

后来朱元璋攻破杭州，抓捕了一批蒙古人官员。

朱元璋为了表示自己的气度，就吩咐给了些钱粮让他们去找北元。

张昶一是委托这些官员调查自己在大漠的儿子是否还活着，二来写了封奏章，请他们帮忙传给北元皇帝。

朱元璋从未放松过对这些蒙元臣子的监视，那个时候虽还未有锦衣卫，但已然有了原班人马的雏形。

奏章也自然被截获。

在奏章上，有一句是真正的伤了朱元璋的心。

那便是写着：身在江南，心思塞北。

这是张昶自诩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向北元表达自己的忠诚。

不过张昶并非关羽，朱元璋也不是曹操。

在截获了这奏章后，朱元璋当即就下令将其碎尸万段，而后掷于水中喂鱼。

除了张昶，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才，在中原易主，大明建立后，纷纷自杀以全忠义。

这似乎有些奇怪。

说好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呢？

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同。

对于很多文人，世家来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汉族的概念，而是只在乎自己的阶级。

在他们看来，忠君就是忠于给自己阶级的君主。

如果君主无了，自然就是国破家亡。

蒙元是少数蒙古人统治大多数汉人，本身蒙古人就是个游牧民族，占据了偌大的中原后，也没有形成很完善的制度，因此管理松散。

这就让下属阶级的地主，豪绅，有极大的自主权力。

对于很多知县，地主来说，他们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不管怎么去鱼肉百姓，上边也不会说来查他们贪腐的问题。

蒙元近百年，许多捆绑的利益集团出现，从上到下，他们已经习惯了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

这是所有世家，地主，豪绅，在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得到过的优越感，还有那令人贪恋的权力。

真正的做到了生杀予夺，底层百姓完全不可能有伸冤的去处。

只要完成了最基础的蒙元朝廷安排的赋税，那么你在当地想怎么搞，就怎么搞，蒙元朝廷根本不会管。

这是地主们当家做主的时代。

可以想象，原本大家都跟着蒙古贵族们欺行霸市，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无所顾忌。

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了个叫朱元璋的，还是个乞儿出身。

带着一帮子流民搞起义，要推翻蒙古朝廷，打破这难得的岁月静好。

这哪里会有地主愿意，这必须要镇压，狠狠的镇压。

元末的时候，其实对各路起义军打击最激烈，最血腥的，并非是蒙古朝廷，反而是各地的地主豪绅，汉人官员。

这些人自发组织钱粮，兵力，对抗起义军，比之那些蒙古老爷，可要上心多了。

这种行为，就跟后世满清入关后差不多。

拥护游牧民族一统中原的，不管是蒙元时期，亦或是满清时期，都是那些所谓的读书人，地主豪绅阶级。

其实这也跟儒家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在儒家思想里，只有小忠，而无大义。

什么民族大义，哪有自己的利益香。

任何朝代的士大夫，从来不在乎君主对百姓怎么样，好或不好，他们在乎的，只有君主对自己多大的权力。

宋濂为朱元璋起草的《谕中原檄》。

文中言到：“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然而历史上，明朝跟清朝的国祚，基本上都是二百七十六年，即便是有些计算相差，也不过是十年左右的偏差。

事实上，清朝入主中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跟蒙元一样的入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