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57章 遍身罗绮者（第4/6页）

农民不信，有人前去卖了几担证实了，就一传十，十传百，乡村里就沸腾起来，大量茧子立即滚滚外流。

那时只见四面八方涌出5000多辆自行车，每车各装三包鲜茧，品字型地左右两侧各装一包，上面横加一包，共约100来斤，一时人声鼎沸，铃声震天，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物流大军，奔上公路，堵塞交通2个多小时。

他们主要奔赴德青、侗乡和乌镇，茧到那边即倒入筐内，不验茧质，不过磅称，筐满按筐付款，茧价抬到300元以上，于是皮革之都各茧站每担一律提价50元，外加缫丝厂向农民返利，光是中秋节和第二天，皮革之都三家国营丝厂就增加成本300万元。

为此，皮革之都市长坐不住了，带了一批经理、干部到德青，本拟协商制止，不想人到现场即被对方收茧人员和一批茧贩包围、扣压，连市长也未幸免，随身带去的步话机、录像机全部被没收。

9月27日是星期天，上级部门无人值班，因而纠纷到了第二天方告解决。

事后，相关丝厂向上级作了专题报告。

1987年10月6日《浙省日报》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查明主要对方是德青县雷甸乡雷丰丝厂，并作出了厂长撤职和把抢购的蚕茧送回原地的处理。

但是这批鲜茧已变成出血茧和软茧，双方损失最少达500万元以上，这位厂长说：“真是上了一堂市场经济的大课哈，然而，这还不是最典型的。”

所谓茧贩，这位厂长说：“沪海人处在丝绸行业的后道工序，在历史上有余茧商其人，恐怕没几人知道今日的茧贩吧？”

于是他介绍了如下情况，原来今日的茧贩大多在白天有固定职业，很多人还是乡里镇上和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但不参加茧站工作。

晚上，则挨门串户带了现钞向农民收茧或预购蚕茧，然后每担加100元卖给茧站，一晚可赚一千多元或几千元，也有卖给邻省邻县二道贩子的，最后都归到乡镇丝厂。

这些厂有银行贷款，还经市县上级点过头，所以很有实力。

当时一些乡镇办的经营服务公司，村乡贸易货栈，甚至文化活动站也参加这一行列，插手抢购蚕茧。此外还有一批个体茧贩，其中包括见过报的卖棒冰的小贩和闲散人员，禾城一地就有300多人。

他们有的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他们人数不多，资金也小。

能量大的是若干高价购茧场所，他们贴出大张海报，用高音喇叭，有宣传招揽人员，他们随时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邻近茧站价位变化趋势，按“上级”指示采取对应措施。

他们在多头收茧的现实中，使国营丝厂的自设茧站和供销社开设的收茧站黯然无光。

如1988年春，霅溪市千金乡的三个最大的国家茧站千金、城塘、金城拥有200多名收茧人员，开秤五天共收蚕茧176市斤，人均收茧量不到一斤；霅溪城郊两区设有74个茧站，都受到茧贩冲击，其中芙蓉、溪西等茧站还发生殴斗，茧站上的电灯泡全部打光，一位收茧人员说：“明年要戴个钢盔来收茧了”。

伊桥乡的乡长说：“我乡一年有500个中学生毕业，都不愿到地头上去，本地有茧子，就开丝厂，一人一年1500元工资就有地方支出。手中有茧，开工无问题，只要一吨厂丝能买18万元，方针是多收为上。”

今年6月19日《解放日报》上在“如何避免蚕茧大战”的报道中指出：今日之茧农与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不可同日而语，庙行乡更楼巷村20多岁的茧农沈毛新的好茧卖到600元价格，记者问他“可满意？”

他笑笑说：“怎么讲呢，香塂丝价23万元，这样算来，茧子可卖1000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则生动的对话，正是1988年苏、浙、川、皖四省商定旨在防止蚕茧大战重演，实行三大措施的第二年。

这三大措施是：

1、按国定厂丝出厂价8万元[时价已涨到15万元]征收百分百地方调节基金。

2、提高茧价30％，规定为350元[事实上1987年茧价已超过600元]。

3、加强行政管理和丝类货物的出口管理。

但出现了一批形形色色的综合外贸公司和丝绸出口许可证可以买卖等事态，都对蚕茧大战起了火上加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