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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洪流(第9/18页)

这一系列的程序走下来,李德就变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变成一个有决定权力的军事顾问。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习惯了这种角色。

这一点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与博古经过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迅速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是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系列的指挥动作导致红军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失。李德不了解中国革命,不了解土地战争,不了解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套路,他学的是伏龙芝军事学院中的老战法。

陈诚带领着湘兵,他不断琢磨红军的战略战术,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每次作战前都作好了充分准备,敌人变聪明了,歼灭敌人变得更困难了。而我方也在变,我方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军事理论来指导我们。敌人在变,我方也在变,只是敌人变得更强了,我方实际上变得更弱了。在保卫战、进攻战、短促突击等一系列的以正面对正面、以攻击对攻击这些带有李德印记的指挥下,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在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昌战斗。广昌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斗。广昌战斗的失利,红军受到了最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几乎将红军的主力拼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广昌之战,从战斗任务的下达,到战斗失败的收场,整个过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龙芝军事学院理论。在广昌之战中,李德拟定的电报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语言指挥前方的将士。

电报里讲,我支点之守卫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地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