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洪流（第4/18页）

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佐尔格当时就和潘汉年两个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对牛兰夫妇的营救。怎么营救呢？当时佐尔格就向莫斯科建议，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这2万美元打通关节，完成营救。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的法院系统是相当腐败的，用钱打通关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马上行动，为了保险起见，派了两个人送钱。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实际上就是4万美元。两个人走两条线路，而且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还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事情。这样确保即使有一人出了问题，另一人也能把钱送到；即使出了问题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会暴露出来。

因为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东北地区被日本人完全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苏军总参谋部就选派德国共产党党员执行这样一次送款的任务。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的东北，抵达上海，把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这两个人都是十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他晚年撰写文章的时候还非常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以后，和在共产国际、苏共、苏军总参谋部都大名鼎鼎的情报员佐尔格热情拥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员就是奥托·布劳恩，他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顾问”。

当年一个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送款的送款员，怎么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了？这里面又有些什么名堂呢？

68.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上）

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两个送款员都完成了任务，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

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自己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而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了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也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在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他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他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就是，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而他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