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并肩（第2/4页）

那些饱受痛苦只剩下绝望的癌症末期病人，那些遭逢意外只能靠呼吸机维系的患者。

这世上有太多的无能为力了，生老病死又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生命的降生总是让人兴奋雀跃，可如何面对死亡，如何体面地离开，却始终都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

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甚至无法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愿，只能任由他人决定自己的生死去留。

哪怕一开始就说好的，可事到临头，即便患者本人不想过度治疗，但家人却不愿放弃的病例实在是太多了。

良心的谴责，情感的割舍，道德和伦理的较量之下，病人的尊严和意愿逐渐被忽略，甚至被抛诸脑后。

于是走到最后一步，插管，鼻饲，电除颤，乃至于气管切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全身插满管子，只能绝望地煎熬。

一直熬到油尽灯枯，咽下最后一口气。

毫无质量的延续生命，不仅是在增加病人的痛苦，连病人最后应有的一丝体面和尊严也荡然无存。

而生前预嘱所要解决的，正是“尊严死”的问题。

尽管在国内，生前预嘱并不合法，但已经有一部分医学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开始从科普到实践过程中，逐步进行推广。

俞锐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预嘱的人。

尤其他手下的脑瘤组和重症组，一直就是高死亡率的组别，很大部分的病人，最终无可避免都会在监护室里等待生死宣判。

有些病人明明已经无自主呼吸，处于脑死亡的状态，可只要家属不愿放弃，他们就得用尽各种方法去抢救，甚至眼睁睁看着病人靠呼吸机维系，直到各项器官衰竭。

所以遇上那些病情严重，又明显已经无法治愈的患者，俞锐都会让科里的医生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生前预嘱的科普，把选择离开的方式交还到患者手里。

在这件事上，钟烨虽然并不反对，但也从未表现出支持。

他个性务实且看重成效，生前预嘱的推行难度太大且收效甚微，远没有器官捐献那么迫在眉睫，所以他根本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做。

何况到目前为止，未做公证的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的想法，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的家属。

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对方签了，但也只是一纸文件，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锐的时候，从内心来讲，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

可犹豫过后，他依旧认为，哪怕只剩最后一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没办法为了简单寻求所谓的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属放弃自己的至亲至爱，还要去成全别人。

将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

好在，挣扎过后，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捐献可用的身体器官。

顾翌安也听说了这件事。

晚饭过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了，在这方面，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例。

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时有矛盾，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但所有医学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份平衡。

不过国内环境受限，情况也完全不同，俞锐做这样的事不仅耗费精力，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顾翌安对着电脑一边处理电子邮件，一边听他讲了小半天。

听到最后，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接话问道：“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俞锐坐他旁边，手里翻着一本原文书。

夹上书签，俞锐把书放回茶几，往沙发上一横，头还枕在顾翌安腿上。

这么躺着很舒服，他抬手摸着顾翌安下巴，语速放得很慢：“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

打字声倏然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