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 在安宁饭店度过的海峡夜晚（第2/4页）

当我们离开楚库尔主麻的那个家，坐车去海峡游玩时，仿佛大家都可以稍微放下一些在家里所扮演的角色。我非常喜欢去海峡吃饭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芙颂可以坐在我的身边。在那些拥挤的桌子中间，谁也看不见她的胳膊贴上了我的胳膊，当她父亲听音乐，她母亲欣赏海峡周围摇曳的灯光、薄雾缭绕中的黑暗时，我俩会在嘈杂声中，像两个刚认识、刚学会欧式男女朋友关系的羞怯的年轻人那样，小心翼翼、轻声地谈论我们的饭菜、夜晚的美丽和她父亲的可爱。在父亲面前抽烟总会感到不自在的芙颂，在海峡的饭店里，会像一个自食其力的欧洲女人那样，大大方方、毫无顾忌地吞云吐雾。我记得，我们从戴着墨镜、粗鲁的通姆巴拉手那里买来纸牌试了运气，什么也没赢到后互相看着对方说“我们在赌场失意了”，随后我们为此害羞，再后来则感到了幸福。

这不仅是从家里出来，古典奥斯曼诗歌里描绘的喝着葡萄酒和情人并肩坐着的幸福，也是和街上的人群在一起的幸福。当饭店之间的窄路被车堵上时，坐在车里的人和饭店里的客人之间会瞬间爆发“你斜眼看了女孩”，“你为什么把烟头扔到我身上”的争吵。酒过三巡后，醉鬼们会开始唱歌，客人们的掌声和喧哗声会让气氛一下活跃起来。那时，如果车灯照到了奔波在各家饭店表演“东方舞”的舞娘那缀满金色亮片的舞服和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汽车的喇叭就会像11月10日1 34轮船发出的汽笛那样，开始发自内心地响起来。随后，在炎热夜晚的当中，风会突然转向，扔在码头和鹅卵石路面上的榛子壳、瓜子壳、玉米芯、西瓜皮、纸张、报纸、汽水瓶盖、海鸥和鸽子的粪便以及塑料袋上面的尘土会瞬间被风吹起，刹那间还能听到从街道另一边的树上传来的沙沙声，那时，内希贝姑妈会用手捂着面前的盘子说：“孩子们，起风了，小心你们的饭菜！”过一会儿，风瞬间又会转向，东北风会从黑海带来一阵夹带着海藻味的凉爽。

夜晚结束前，当“这饭钱为什么那么贵”的争吵出现时，饭店里会响起一阵阵歌声，我和芙颂的手、胳膊和腿会贴得更近，甚至彼此缠绕，以至于有时我会以为自己将会幸福地晕倒。有时我开心得会喊来摄影师为我们拍照，让吉卜赛女人给我们大家看手相。有时我会感觉仿佛第一次和她相识。在那里，坐在芙颂的身边，当我的胳膊碰到她的胳膊和手时，我会想自己将和她结婚；看着月光时，我会沉浸在幸福的幻想里。那时，我会再喝一杯加了冰块的拉克酒，随后就像在梦里一样，我会带着一种恐惧的欢愉发现那里硬邦邦地挺了起来，但我不会因此惊慌失措，就像我们在天堂里的祖先那样，我会感到自己、我们进入了一种完全从罪恶和罪孽里净化出来的精神世界，我会任由自己沉浸在幻想、欢愉和坐在芙颂身边的幸福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在拥挤的人群里，在她父母的鼻子底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如此亲近，而在楚库尔主麻的家里却从来不能这样。但在那些夜晚，我明白，日后我们将能够成为一对和谐、幸福的夫妻，用娱乐新闻的话来说“我们很般配”。甚至我俩都会在心里感到这一点。我十分幸福地记得，当我们愉快地谈天说地时，因为她说“你想尝尝吗？”，我用自己的叉子从她的盘子里拿了一个黝黑的小肉丸，还有一次，依然在她的鼓励下，我用叉子从她的盘子边上叉起几颗橄榄扔进了自己的嘴里，我在这里展出那些橄榄核。另外一个晚上，我们侧着身子和旁边桌上一对像我们的情侣（男人三十多岁、棕色头发，女孩二十岁，白皮肤，黑头发）友好地交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夜里临走前，我碰上了从宝石夜总会出来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我们站在路边没提及任何老朋友，认真地讨论了一番“在夜里这个钟点，海峡边开着的冰激凌店哪家最好”。告别时，我远远地指着正在上车的芙颂和她父母说，我带亲戚来玩海峡了。我想告诉日后去我博物馆的参观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斯坦布尔还只有少量的私人轿车，从美国或是欧洲买来轿车的富人们，常常会开车带熟人、亲戚们出去逛街。（儿时我经常听到母亲问父亲：“萨黛特女士，想和丈夫和孩子们坐车出去玩玩，你去吗？还是我和切廷——母亲有时也会说‘和司机’——带他们出去玩？”父亲则回答道：“行了，你带他们出去吧，我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