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第3/5页）

皇上：“……”

皇上表示他不想和“非人儿子”说话，皇上很高兴熊儿子永远不懂那份麻木和沉沦。

“关于官员考核方式，其争议古来就有。当年王安石变法，认为诗赋是无用之物，应该改考经义策论，苏轼反对，就说了一句大实话。”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考一个没有做官经验的人策论，这不是‘无用’是什么？”

保康点头：“王安石的本意没错，考诗赋不实际，事实上也是如此。论实际，考策论比考诗词歌赋好一点点。反正不管考核什么，都只是设置一个‘门槛’而已，保康最近研究人类的门槛文化，圈子文化，颇有心得。”

“保康认为，其问题的本质就是，官员，它就是一个是个人就能干的活计。要说竞争内斗，哪行哪业没有？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生存法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怎么才高八斗，都要跨过那道门槛，进入那个圈子。”

皇上嘴角一抽，拿过一个荔枝剥开，笑道：“你还有时间研究门槛文化、圈子文化？挺不错。说说你对当前小吏们、奴仆们联名上书的看法。”

保康坐下来，收敛他的嬉皮笑脸，一板正经。

“顾炎武老师对此说过一句话，‘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

先秦时候，‘官’和‘吏’常常不做区分，百姓还称呼三公的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吏。到两汉时期官、吏开始划分——‘官’特指一个地方的最高权利者，‘吏’特指这个地方的各类属官。但‘官’与‘吏’的地位，并没有太大区别。

三公九卿由‘吏’出身，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一直发展到宋代，三部六省的官、吏间的差别也并不明显。”

元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混合的时代。到明代，‘官’与‘吏’的差异突然突显出来。‘吏’成为各大衙门里处理文书，诉讼的普通小民，不再属于官僚系统。

明成祖时期，朝廷规定‘吏’不能当御史，不准参加科考，断绝‘吏’的仕途。久而久之，‘官’和‘吏’明确区分。‘官’被人人仰慕，‘吏’被人看不起。只有科考无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贱者才去做‘吏’。”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有一丝凝重：“保康姑且认为，这是当官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官员的圈子进一步收缩。这并不是怎么好的事情，这代表阶级的固化，也是老化。”

“科举派官员们再无‘对手’，积极开始党派内斗。更认为‘吏’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不能对他们造成威胁，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事务，也不会处理事务，凡事都有门下小吏打理。

小吏们被这般打压，自是心怀不满，自是要变相揽权。”

各个地方衙门的小吏们，通过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的手，影响国家大事。

老百姓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这就是莫大的讽刺。

而这却是糊涂官员坐镇衙门的日常行为模式。周培公出身胥吏中的绍兴师爷集团，保康曾经有所了解，绍兴师爷抱团几乎成为大清官场的“五分天下有其一”，这就是官场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之一……”

保康充分表达出他对大清官、吏制度的不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的畸形发展”。皇上就叹气。

“当年，前朝的科举党派大体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又分为浙江派、江苏派……江苏派又分为昆山派、吴江派……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派。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里，他们跪谁谁就是皇帝，皇帝只能用宦官夺权……”

“皇帝没有钱花，国家的银子都进了官僚们的荷包，皇帝就派宦官去作坊抢银子，民不聊生……清兵南下，这些官员有的投降，有的在前面抗清，老百姓和奴仆们给清兵带路……”

皇上忍不住摇头：“王朝末期，乱象层生，是人都要争取一条自认为的出路。”

“……既然保康给他们撞木钟，汗阿玛就颁布诏书，给小吏们一个再次科举的机会。至于奴仆们，废除死契，看能不能类同八旗包衣制度，学习、科举、做官……估计很难。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