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第3/5页)

皇上:“……”

皇上表示他不想和“非人儿子”说话,皇上很高兴熊儿子永远不懂那份麻木和沉沦。

“关于官员考核方式,其争议古来就有。当年王安石变法,认为诗赋是无用之物,应该改考经义策论,苏轼反对,就说了一句大实话。”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考一个没有做官经验的人策论,这不是‘无用’是什么?”

保康点头:“王安石的本意没错,考诗赋不实际,事实上也是如此。论实际,考策论比考诗词歌赋好一点点。反正不管考核什么,都只是设置一个‘门槛’而已,保康最近研究人类的门槛文化,圈子文化,颇有心得。”

“保康认为,其问题的本质就是,官员,它就是一个是个人就能干的活计。要说竞争内斗,哪行哪业没有?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生存法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怎么才高八斗,都要跨过那道门槛,进入那个圈子。”

皇上嘴角一抽,拿过一个荔枝剥开,笑道:“你还有时间研究门槛文化、圈子文化?挺不错。说说你对当前小吏们、奴仆们联名上书的看法。”

保康坐下来,收敛他的嬉皮笑脸,一板正经。

“顾炎武老师对此说过一句话,‘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

先秦时候,‘官’和‘吏’常常不做区分,百姓还称呼三公的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吏。到两汉时期官、吏开始划分——‘官’特指一个地方的最高权利者,‘吏’特指这个地方的各类属官。但‘官’与‘吏’的地位,并没有太大区别。

三公九卿由‘吏’出身,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一直发展到宋代,三部六省的官、吏间的差别也并不明显。”

元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混合的时代。到明代,‘官’与‘吏’的差异突然突显出来。‘吏’成为各大衙门里处理文书,诉讼的普通小民,不再属于官僚系统。

明成祖时期,朝廷规定‘吏’不能当御史,不准参加科考,断绝‘吏’的仕途。久而久之,‘官’和‘吏’明确区分。‘官’被人人仰慕,‘吏’被人看不起。只有科考无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贱者才去做‘吏’。”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有一丝凝重:“保康姑且认为,这是当官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官员的圈子进一步收缩。这并不是怎么好的事情,这代表阶级的固化,也是老化。”

“科举派官员们再无‘对手’,积极开始党派内斗。更认为‘吏’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不能对他们造成威胁,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事务,也不会处理事务,凡事都有门下小吏打理。

小吏们被这般打压,自是心怀不满,自是要变相揽权。”

各个地方衙门的小吏们,通过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的手,影响国家大事。

老百姓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这就是莫大的讽刺。

而这却是糊涂官员坐镇衙门的日常行为模式。周培公出身胥吏中的绍兴师爷集团,保康曾经有所了解,绍兴师爷抱团几乎成为大清官场的“五分天下有其一”,这就是官场文化畸形发展的结果之一……”

保康充分表达出他对大清官、吏制度的不认同,认为这是一种“官场的畸形发展”。皇上就叹气。

“当年,前朝的科举党派大体分为南派和北派。南派又分为浙江派、江苏派……江苏派又分为昆山派、吴江派……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东林党派。他们沉浸在自己的胜利里,他们跪谁谁就是皇帝,皇帝只能用宦官夺权……”

“皇帝没有钱花,国家的银子都进了官僚们的荷包,皇帝就派宦官去作坊抢银子,民不聊生……清兵南下,这些官员有的投降,有的在前面抗清,老百姓和奴仆们给清兵带路……”

皇上忍不住摇头:“王朝末期,乱象层生,是人都要争取一条自认为的出路。”

“……既然保康给他们撞木钟,汗阿玛就颁布诏书,给小吏们一个再次科举的机会。至于奴仆们,废除死契,看能不能类同八旗包衣制度,学习、科举、做官……估计很难。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