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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神父还有一个职业。据我所知，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人知道。我必须补充一句，在达特穆尔时，为了增加收入，他在我的帮助下开发了另一项副业：他成了一个毒品贩子，不过是以一种谨慎高级的方式——他只通过中间人操作。

起初，他关心的是为挑选出来的犯人提供“生活用品”。他很可能把这视作“爱你的邻居”这项运动的延伸。但很快他就卷入了这项活动，不只是在金钱方面，也在智力方面。当然，他处在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个神职人员竟然可以轻松穿行于各个阶层的人中间，特别是他对罪犯的兴趣是合理的、出于神父职责的。他的组织迅速扩展到达特穆尔以外的地方。当他离开那里不做神父后，他开始四处旅行，于是把那个组织又扩展到了更远的地方。当然，还是我在帮他的忙。他很善于交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既能让主教开心，也能让杀害儿童的凶手心情愉快。这对他来说是常有的事。

他成功的秘密有三个：把基督教传入监狱的使命、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非凡的记忆力。在他的鼎盛时期——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之间——他几乎可以安排任何事情：从一起谋杀到一公斤的海洛因；从地方议会的优惠待遇（至少能出席一个场合）到主教的职位。

他成功的秘诀是懂得克制，我觉得。他从来不会追求不确定的高额利润，而是信奉小富即安、安全第一。对于那几个和他有直接接触的人来说，他最多就是电话那头的一个声音。大部分人是通过我和另外一个人和他取得联系的。在某些场合，尽管他的客户了解他的宗教能力，却没有意识到，他给他们提供了远不止于此的物质享受。你明白吗，他需要做的就是让买家和卖家接上头，反之亦然。然后他就收取佣金，简单得很。

我负责他的一部分业务，一个叫迈克尔·艾洛依修斯·李的人负责另一部分。我的工作主要是应付那些富有的外行人——享有声望和地位的人士偶尔发觉需要有人帮助自己打破法律规条。李则和惯犯们打交道，这些人或者面临竞争对手的威胁，或者难以交付某些货物。我和李几乎没有直接接触，只是通过那位“教士”来交流。他会提供我们必要的名字、电话号码、地址等。

教士信任我们——很简单，他掌握着可以毁掉我们的信息。不过公平地讲，他是个慷慨的雇主。

这份秘密职业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他的花销非常谨慎，连他妻子都没有发现除了津贴——或者你们把它叫成别的什么——之外，他还有自己的一份小小收入。我想他资助了几家宠物慈善基金（比起人，他更愿意选择动物），拥有几幅不错的十八世纪版画和一个完美的酒窖。剩余的财产他用来投资珠宝——我相信主要是切割钻石。他把它们保存在罗辛顿巴克莱银行的保险箱里。

偶尔有那么几次，我和他一起去罗辛顿（李从来没去过那里）。向别人介绍我的身份时，他说我是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做股票经纪的（很合适，这是一个模糊的职业）。弗农·琼斯很乐于把我介绍给当地的大人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由此我们就说到了他的另一个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特点：他很恶毒。不是那种粗鲁的恶毒，而是讲究技巧，做事拐弯抹角。我能想象，他小时候过马路，肯定不会一脚跺死可怜的昆虫，而是慢慢地，把它们的小腿儿一个一个揪下来，或者把它们淹死在一勺蜂蜜里。当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表现得很和蔼的时候，他对人类也是如此。我坚信，他妻子是一点一点死去的，死在由他辛辛苦苦一手创建的那个小小的家庭地狱里。我和李不值得他做出这种牺牲。有时候我会琢磨，如果他不是神职人员，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人呢？他知道我和李水火不容，这一点正中他的下怀，他可以对我们俩分别控制。他很享受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是他太聪明了，不会让这种紧张感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这是他活着的时候的事。不过很显然，他感觉死了以后就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了。他死后，我去罗辛顿参加他的葬礼。我跟他的律师和银行经理聊了聊，这两个人都来到那个市立公园一般的墓地，向他最后一次致敬。葬礼结束后，大家去了当地的一家酒店。也许他们本不该公开谈论已故客户的事，毕竟他们认为我和死者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他们还为我难过，因为弗农·琼斯死前写了一份遗嘱，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了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对此，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喝完三杯威士忌后，那个银行经理说，弗农·琼斯知道自己死期将近，圣诞节过后就把保险箱里的东西全部转移走了。那个律师也插话道，教士这个人有怪癖。依我看来，这句话轻描淡写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可以做他的墓志铭。他还说自己答应要在葬礼这天替他寄出两封信。不难发现，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