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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想办法了解更多有关汉伯里之死的消息。得寸进尺是愚蠢的行为。或许，汉伯里的老板想要掩盖自己的行径；或许，汉伯里的老仇人终于干掉了他。杜戈尔反而清点了一下自己的福气：汉伯里给他的那两百英镑的定金，以及知道可以摆脱这桩危险交易所带来的安慰。

他打算用这笔钱付清欠下的房租。阿曼达说服他先出去玩一个晚上。通常，他们会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在皇家咖啡馆吃早餐。玩一圈下来，再用剩下的钱还债就没什么意义了。

杜戈尔的疑虑暂时平息了。这的确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出于某种原因，当运转两个人关系的零部件是用钱来加油润滑时，他们是最幸福的。他们甚至可以暂时忘却伦敦的阴冷和肮脏。当你有钱打车的时候，连天气似乎都好了起来。

甘波和汉伯里的缺席增强了这种幸福感——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好的，哪管恐怖的死亡事件频繁发生。

有了这种认知，这个星期发生的事又引发了一种潜在的、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后果。到了星期日上午，杜戈尔再也不能假装没事人了。他把阿曼达的注意力从杂志的彩色增刊上吸引过来，他得跟她解释一下。

“已经发生了两起谋杀案，我看到了其中一具尸体，还和凶手合作过。滑稽的是，这并没有激起我的反感。现在也是。”

“发现甘波的尸体后，你一度感觉很恶心。”阿曼达总是喜欢别人对自己百分之百的诚实。

“那也只是一种……生理反应，并没有让我的道德不安。”“道德”这个词令杜戈尔很尴尬：这个东西还是抽象一点好。他赶忙继续说：“而且，我并不在乎汉伯里，除了他的钱以外。好像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似的。”

“所以呢？这会让你变成一个超人吗？如果你想当葬礼承办人，或许有用。”

“你认为它会在你身上产生同样的效果吗？”

阿曼达考虑着这个问题，眼神在膝头的那本杂志上游离。“不知道。”她终于说话了。她的语气是在告诉他“我也不是特别在乎”。她用下面这句话结束了这次谈话——“你疯了。”够亲切，她说的是真话，可是杜戈尔有点受骗上当的感觉。他告诉自己，他们是很不一样的两个人，这也是她吸引他的主要原因。

那一瞬间，他想起了父亲，后者曾在杜戈尔入睡前讲过他用司登冲锋枪杀德国人的事。当然，那是两码事。那是战争时期。

生活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迅速恢复了窘迫的常态。那个星期二仿佛是在惯常的节奏中打了一个嗝，重要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和其余的一切太不相同了。杜戈尔漫无目的地干了一些活儿，又开始琢磨，他怎么会选这么一个奇怪的专业。除非出现财政奇迹，否则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

想从学生岗位上退下来的念头并没有令他过分忧虑。搞研究属于边缘生活，是一种占用闲暇时光的行为。聚会时如果有人问他做什么，他可以脱口而出。这是一个健康的答案。

他问阿曼达愿不愿意搬出伦敦，结束两个人的分居生活。她说她会考虑的。

一天晚上，杜戈尔在翻阅普特金的论文时发现，他把很大篇幅献给了奥古斯丁的手稿。这份手稿不仅在美学上取悦了普特金，而且后者对“&”这个符号到底有多么优雅，做出了近乎抒情诗的评论。不过，他把诺曼人征服前的藏经楼曾经存在于罗辛顿这件事当成了理论的主旨，也就是说，他确信“g”如弓一般的形状清晰地表明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某个藏经楼的影响。假设十世纪晚期有一个来自科隆的书法大师生活在罗辛顿，杜戈尔会不会和他意见相左呢？

普特金还很乐于展现这是一份多么与众不同的手稿，其间充满了奥古斯丁对家园的爱恋。与大多数英国中世纪的手稿不同，它完整地记述了罗辛顿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一份十二世纪的修道院图书馆目录记录了被供奉者的名字，这解决了它的身份问题。四百年后，利兰将它列在图书馆珍品目录中。到那时为止，它已经获得了适度的神奇力量，尽管时代搞错了，却和圣图姆武夫本人联系在了一起。

宗教改革后，这座修道院由于受封为主教教座的中心而重获新生。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一个绰号为“小教士”的古文物研究者将这份手稿收入由他编录的修道院书目中。据普特金说，那份手稿还在那个牧师会礼堂里展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