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6/7页）

“德国人。”贝恩斯嘀咕道，又揉了揉自己的前额。药丸起作用了吗？他感到有点昏昏欲睡。

“你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疑和欧洲堡垒有许多接触。比如，你是从滕佩尔霍夫机场登机的。你这样的立场是否合适？你是个中立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不知道你说的立场指的是什么。”贝恩斯先生说。

“对老弱病残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无用人员的看法。‘一个新生婴儿有什么用？’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哲学家问过这个著名的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记在心里，反复琢磨。先生，总的来说，新生婴儿没有任何用处。”

出于礼貌，贝恩斯先生嘀咕了一两声，但并没有很明确的意见。

田芥先生接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是满足其他人需要的工具，难道不是吗？”他急切地把身子往前一倾，“作为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请你说说你的见解。”

“我没有什么见解。”贝恩斯先生回答说。

“二战期间，”田芥先生说，“我在中国担任一个小官。在上海。在那里的虹口区，有一个犹太人聚居地，战争期间由日本帝国监管。这些犹太人靠大家的救济生活。在上海的一位纳粹部长要求我们把这些犹太人都杀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上司的回答：‘这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日本人认为这种行为是野蛮的，所以拒绝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明白了。”贝恩斯先生轻声说。田芥是不是在引我上钩？贝恩斯先生思忖。他马上警觉起来，注意力也慢慢集中。

“纳粹人，”田芥先生说，“认为犹太人是亚洲人，非白种人。先生，日本上层人士一直对这句话耿耿于怀，甚至日本战时内阁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我还没有和德国公民讨论过这件事——”

贝恩斯先生插话道：“我不是德国人，所以不可能代表德国人发表意见。”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我明天再和你讨论。对不起，我的头脑有些乱。”其实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他想，我得离开这儿。这家伙把我逼太紧。

“请原谅我愚蠢的执着。”田芥先生立刻走过去开门，“哲学上的思辨让我忘记了人类的实际情况。这边请。”他用日语说了一句什么，前门就打开了。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出现在门口，他微微鞠了一躬，看着贝恩斯先生。

是给我开车的司机，贝恩斯先生想。

或许我在汉莎航空的飞机上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的慷慨陈词会给我带来麻烦，他突然想到。想起来了，叫洛策。如果他鬼使神差地以某种身份出现在日本人这里，那就糟了。

他想，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对他讲那番话啊，但现在悔之晚矣。

我不是恰当的人选，一点也不是，不适合完成这项任务。

但他转念一想，作为一个瑞典人，我可以对洛策讲那番话，没有太大关系。一切正常。我是太过小心了，将以前的习惯带到这里来了。我其实是可以发表一些公开意见的，我得学会这一点。

但是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又恰恰做不到这一点。他血管里流淌的血液、他的骨头和他的器官，全都不听指挥。他对自己说：张开你的嘴，说点什么，什么都行，说点想法；你一定得做到，否则就别想成功。

想到这，贝恩斯先生说道：“或许你是被潜意识中的某种迫切的原始意象驱动，这是荣格的说法。”

田芥先生点点头，说道：“荣格我读过，明白了。”

他们握握手。“我明早给你打电话。”贝恩斯先生说，“再见，先生。”说着他鞠了一躬，田芥先生也鞠了一躬。

那个面带微笑的日本青年上前一步，对贝恩斯先生说了些什么，但贝恩斯先生没听懂。

“什么？”贝恩斯说道，一边拿起自己的外套，朝门廊走去。

田芥先生说：“他在用瑞典语跟你说话，先生。他在东京大学选修过一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课程，对你们的伟大英雄古斯塔夫二世非常着迷。”他体谅地笑了笑，“但是，他想掌握这门异国语言的努力显然是不成功的。毫无疑问，他用的是留声机唱片教程。他是个学生。这类教程因为便宜，所以很受学生欢迎。”